□邓海建
“不要在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才想起怎么没有人帮助。”海外归来的小伙子因揭露扒手引来报复，周围市民却冷眼旁观，让他痛心又感慨。昨天，该帖子出现在某论坛首页上，立即引来跟帖无数。（9月18日《重庆晨报》）
如果不出意外，基本上我们又要群情激愤地“痛斥”冷漠的当事市民了，这种道德
高蹈的成本低、效益好：一者，仿佛营造出一种正义浩然的舆论假象，鼓动勇士或准勇士们继续做无谓的“独行侠”；二者，催眠般地制造一种虚荣的心理暗示，原来我们“大多”还是愿意给予援手，只是未曾经历彼时的境遇。有时我会想：既然一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人在一桩桩、一件件道德沦丧事件后热血沸腾着，怎么那些类似“被小偷暴打”事件还继续前赴后继着呢？难道A事件里被谴责的冷血旁观者转瞬又神奇般变脸出现在B事件的现场。假装不冷血，是比冷血更让人后怕的事情。在见义勇为等公德问题上，我们何以如此“道德分裂”？
我们冷漠着并“痛斥”着冷漠：“痛斥冷漠”是出于一种捍卫底线的生活秩序的天然忧虑，就譬如畅销香烟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一样，是一个基本生活伦理；而“冷漠着”的缘由就林林总总，大多数人最根本的就是怕“我出手了而他们不出手”，换句话说，我们对彼此的道德水准呈现出一种实践上的不信任，而这又传染于邪恶势力的“破窗效应”———一个市民被小偷打而无人帮，则更多人恐惧于帮助打人的小偷（尽管小偷们显然未必暴力到我们群体力量的高度），这种恐惧的最高级就是连个110也不敢打。当我们都被这种恐惧困扰的时候，神仙的力量也会被诡异地屏蔽掉。在这个困境上，我们必得仰仗公共权力的利益引导，要让每个市民的冒险成本远小于城市政府贴补的冒险收益———而这，显然不是发一朵大红花就能解决问题的。
是的，不要在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才想起怎么没有人帮助。可是，当我们都沉迷于“受到伤害是小概率事件”的侥幸的时候、害怕吃力不讨好的时候，城市里就只剩下“知而不行”的道德戏服和一次次表演主义的道德演出。明天起，不妨请我们的城市给大家一个出手相助的铿锵理由吧。
（编辑：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