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八
第二天早上醒来,躺在被窝里仔细打量我们住的房子,这其实不能叫房子,准确地应该叫草棚
梁云平/著
我揣着奶奶给爷爷捎的几盒大前门香烟和两斤腊肉,去从化看爷爷。那时候去从化要坐长途汽车。我五点多钟就起身,在长途汽
车上摇晃了三四个小时,才到了街口镇。我边走边问路,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爷爷所在的广州市委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一所小学校,抬头看见了龚稼华伯伯,他穿着一身发白的蓝干部服,衣服上满是尘土,眼角鼻尖也是灰尘,端着一碗饭回到宿舍,他告诉我爷爷在伙房。我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哭出来,可是等我见到爷爷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爷爷扎着围裙,正在给人们打饭。他是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杀出来的老革命,居然在这里卖饭。爷爷跟我说了些什么,我都没有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已经不会思考了
想不到这居然是我与爷爷的最后一次见面,半年以后,我正在海南岛的深山老林里开荒种橡胶,收到晚到七天的电报说爷爷病重,要我速回。我即刻启程,披星戴月水舟陆车赶回广州时,爷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好后悔怎么不在分别的时候好好地看看爷爷,好把爷爷的音容笑貌永远地记在心里,那时怎么没有跪在地上,给爷爷磕几个重重的响头。
海口市逗留
1968年11月8日,太古仓码头上挂着大幅横幅“热烈欢送广州知识青年到海南岛屯垦戍边”,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歌声、掌声、锣鼓声、鞭炮声、抽泣声、口号声交汇在一起。喇叭里传来了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一群有组织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呼喊着口号: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汽笛一声肠已断,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再见了,爷爷奶奶;再见了,母校;再见了,广州。十七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站。满载着广州知识青年的红卫轮,驶向了一望无际茫茫的大海。从此我们离别了少年时代,走向社会,突然迈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在海上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以后,红卫轮船驶到了海口的秀英港。我们踏上了海南岛的红土地,吐一口轮船上令人作呕的浊气,吸一口海南岛充满亚热带气息的清新空气,确实令我们精神振奋。与亲人离别的忧伤,离别广州的惆怅暂时离开了。
秀英港的码头上,聚集着一大群人,敲锣打鼓,在欢迎我们,带队的把我们领到海南农垦卫校安顿下,说是明天农场来车接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
离天黑还有半天时间,我们决定去海口市区逛一逛。问清了路线,我们沿着秀英大道往海口市区遛遛达达的走着。路两边是一排排挺拔的椰子树和大片大片的木麻黄,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防风林带。
在路边有一群女工在加工椰子,她们拿着砍刀,在砍椰子厚厚的椰衣和硬壳,托托托几刀就把椰子的硬壳去掉了,手上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椰子肉球。她们说把椰子硬壳去掉以后,就可以把椰子肉加工成椰子丝,椰子条,椰子酱。海口市不大,说得刻薄点就是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一只猴。尽管我们遛达得很慢,也很快就逛完了,于是回农垦卫校吃饭睡觉。
第二天早上,农场接我们的卡车来了,上车以前就宣布了分配名单,把我们四十多人分到两个生产队,彭生、李小平、杨永朗、余步青和我等十来个人被分到六队,何海岛、丘辛敦等被分到五队。按队上车,我们七手八脚把行李装上汽车,坐在高高的行李堆上。司机嘱咐我们不要坐得太高,小心被横穿公路的电线割掉脑袋,他说前几天就有哪个农场的知识青年因为坐得太高,被电线割掉了脑袋。我们觉得他在讲笑,哼哼呀呀地胡乱答应他。那司机见我们不相信他的话,摇摇脑袋上了驾驶室就开车起程了。
六队的干部、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敲着锣打着鼓都在路边欢迎我们,我看见其中还有几个穿着旧军装,挎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人。他们热情地帮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搬到茅房里,又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冲凉。队里的食堂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饭菜,好大一盆炒猪肉,那盆比我奶奶洗衣服的盆还大,那猪肉热腾腾香喷喷,可是我们都没有吃的欲望。何况那猪肉一块块有乒乓球大小,白生生的没有搁酱油,肥的多瘦的少,连挨也不想挨。胡乱吃了几口,草草洗刷了一下,打开行李就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躺在被窝里仔细打量我们住的房子,这其实不能叫房子,准确地应该叫草棚,顶子是茅草搭的,就是把茅草用细竹棍编成一片一片,再像摆瓦似的摆到粗树枝做的横梁上,从房顶一直摆到离地面一米来高,姜黄色的茅草里还夹着丝丝青叶。墙也是泥巴糊的,看得出来,有些地方还是湿的。出了茅草棚,看见围着我们这栋茅草棚挖了一条宽约一米,深约半米的壕沟,每间宿舍的门前摆了几块木板当桥梁,我们正在望着这护城河发愣。
(编辑: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