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文学的处境。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紧密相连的宏大叙事渐趋衰落，欲望叙事兴盛。都市欲望占据了天时地利，乡土叙事日见萎缩，金钱、情欲和暴力谱写成消费社会的大合唱。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部分，其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变得扑朔迷离。这一点只要看看“百家讲主”的

金钱想象

由原始的物物交换到今天的刷卡消费，金钱的历史也凸显了数字的威风。朱文的《我爱美元》可以看成一个关于金钱和情欲的宣言。“美元”这个符号，不仅仅意味着金钱，而且象征着一种对时尚的西化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因为美元正是西化生活方式抽象的替代物。文中对美元进行略带牵强的赞美性阐释———“美元就是美丽的元，美好的元。”并进一步露骨地抒情：

那种叫做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亲的脸，满是让人神往的异国情调。一张美元支票在半空中又化为更多的人民币支票，就像魔术一般，飘呀飘呀，我双手张开眼望蓝天，满怀感激地领受着这缤纷的幸福之雨。

美元，美国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货币，曾经与黄金建立对应象征关系，其币值是人民币的多倍。美元以及它所象征的西方消费生活方式熠熠闪光。“如今，崇拜的对象成了财富———作为最光怪陆离、奢华挥霍生活方式保证的财富———本身。重要的是人能干些什么，而不是该干些什么或已干了些什么。……其实，对这些人仿佛是受到消费美学的指引。正是毫无节制、甚至轻浮的美学趣味的炫耀……才使他们获得了世人的叹服。”

青年导演贾樟柯编导的新片《三峡好人》（2006年12月13日中山大学上演）中，有一个易被忽视的中心细节与此异曲同工：在轮船上，一位搞魔术的人用白纸变钱，用人民币变外币，当他向一个不愿意付费而沉默的看客收钱时出语惊人———“知识产权”！魔术是个非常古老的行当，可变魔术者说的竟是崭新的时髦词汇，这是看似不经意实则非常深的伏笔。后来，山西人和湖北人分别拿出十元的人民币和五十元的人民币，指着上面印着家乡的大好河山表示不会忘记故乡，如果想家了就拿出人民币来看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人民币能够慰藉乡愁？！这大概是最为豪放的李白也意想不到的，可这不正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的处境么？

改革开放让西方的现代科技涌进来，于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外币与我们交换，货币取代了事物。而我们人民币的币面是我们最美的山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大自然，是千年遗留下来的残山剩水。上面印着夔门，当年李白早发“白帝城”之所在！也即今天的小山峡。人民币充当中介，外币交换成多倍的人民币，然后换取我们宝贵的山水，换取了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换取了我们低廉的劳动。不长脚的金钱所向披靡。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第19节是金币的口述史———“我是一枚金币”，这枚金币以第一人称不无炫耀地讲述了自己的神通广大，“看呀！我是一枚22K的奥斯曼苏丹金币，身上有着世界的保护神苏丹陛下的玺印。”请注意，金钱的身体上是权力的记号，金钱与权力的关系是自生产的那一刻起就铸就好了。金钱不仅是交换的等价物，而且是权力的象征。接着这枚金币叙述自己何其受欢迎以及它所能交换的商品，并暗中透露自己是一枚假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是假币，结果流通得比真币更快，“在这最近的七年中，我在伊斯坦布尔被转手了五百六十次，没有一个家庭、商店、市场、清真寺、教堂或犹太会堂没有进去过。当我四处流浪时，听过各种与我有关的谣言、传说、谎话，数量之多远超过了我的想像。人们不停地往我身上安各种名份：我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是无情的；我是盲目的；甚至我自己都爱上了钱；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我可以买所有的一切；我是肮脏的、低俗的、下贱的。”然后，这枚假金币得意洋洋地叙述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最后自豪地宣布：“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够区别好画家与烂画家，这将造成细密画家间的彼此互相残杀。”假金币的自述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自身所向披靡的威力，这种威力与人类对财富的占有欲成正比。而这枚金币本身是假的尤具颠覆效果，对价值的“不可模仿性”进行了最严重的亵渎。

当金币取代实物、纸币取代了金币、用卡取代了现金，商品的交换通过多重象征变得便捷，商品流通的速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消费信息被即时传递和接收。货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密度参与到我们的消费生活之中，瞬息万变的股市恰如消费社会的面孔。都市欲望的勃兴既培育了朱文、邱华栋等书写都市欲望的作家，同时，这些作家的叙事又构成了都市欲望的想象，催化着欲望的循环及膨胀，媒体的渲染使其迅速地变成都市公共经验。金钱携带着欲望赤裸裸地进入文学场域与巴尔扎克这位“时代的书记员”的努力分不开，“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以前，小说几乎专用一个题材———爱情；然而巴尔扎克同时代人的上帝是金钱，因此在他的小说里，运转社会的枢纽是金钱，或毋宁说是缺乏金钱、渴望金钱。……总之，把金钱作为头等大事加以处理，这完全是一个新发展。”（引自勃兰克斯《19世纪文学主流》）葛朗台的吝啬形象集中体现了巴尔扎克对金钱入木三分的认识。《美元硬过人民币》、《我爱美元》这样刺眼的标题叙述消费社会对于金钱的想象，这也是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想象。

性欲想象

曾被批判为散发着“铜臭”的金钱昂首挺胸地浮出了水面，情欲与之并驾齐驱。社会从禁欲到奢侈的松动过程中，让消息不胫而走的总是金钱和情欲。他们是黄金搭档，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文学叙事和社会想象中。

与一摞摞已经成型的刊物相比，那些停留在各大编辑部的角落里的稿件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它们在隐蔽地散发着时代气息。虽说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小说作家被讥讽为“坐家”，小说家也不像诗人那么喜欢扎堆，喜欢搞主义、提口号。然而，这些出自“坐家”笔下的庞然大物，在一个时间段内真的会发散出相对一致的气息，最明显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对情欲的过度叙述，尤其是在男性作家的稿件中，哪怕跟床相差十万八千里的题材也会拐弯抹角地让人身体中最隐蔽的生殖器官粉墨登场，而且普遍地喜欢在小说中炫耀男性的性能力，并仔细地描绘女性的身体诱惑。

女性的身体诱惑之所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叙事中频频出镜，是由于其同样高频率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时尚期刊的封面、电视剧、化妆品、家居、家具、电器乃至一切生活用品的广告场面。女性身体诱惑在叙事中日益泛滥也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策略。

落实到叙事话语层面，近年来对色情短信的大量移植，在成语熟语中对同音异义字词的引入或对其进行改装甚至颠倒，以及对经典文本经典细节的挪用与模仿，都悄悄地在广告及叙事文本中蔚然成风。语言自觉地担当起娱乐功能，往媚俗（“媚雅”这个仿造的反义词在本质上仍然是媚俗）的方向靠拢。轻松、娱乐、好读取代了阅读的取舍标准，最首要的就是迅速吸引读者，所以要把功夫下在第一页第一句话上，封面变得至关重要。以深度的沉思、艰难的解读为必然代价的叙事形式革命在轻快的消遣读物面前背转身影。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样致力于形式实验的小说家一度成为我国诸多先锋小说家的老师，然而，今天却很少有人仍保持学习乃至模仿他们的热情。相反，那些在市场上经过印数安全检查的作家作品却成了模仿对象，比如村上春树、昆德拉、张爱玲和安妮宝贝等受“小资”追捧的偶像。

如果我们想恰如其分地找到时间的痕迹，将1979年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与1999年出版的《上海宝贝》对照阅读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间的叙述落差，甚至两篇作品面世后所受到的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表现也是很有余味的。在情欲叙述边界拓展的道路上，《废都》和《上海宝贝》是值得研究的，二者均为一度畅销而后被禁售。禁售会增添一本书的诱惑力，引起阅读欲望，致使其在消费过程中的符号价值增值，可是，等时间沉着地将这种诱惑的光晕祛除之后，文本的灵魂景象要单独与读者相拥，禁售不会为文本增添情感、智力。目前时间的裁决尚未有效地在这两者身上显形，我们只能依然在禁售的背影中谈论其流通与叙事。二者遭到禁售的理由均与情欲对社会道德的挑战有关。

消费社会，性欲随着整个社会气氛的商业化而日趋泛滥，波得里亚认为：“性欲亦偏离了其膨胀的合目的性”。

在《废都》中被演绎，这部转型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在性叙事话语的尺度和密度、切断性欲对社会文明的反抗作用以及在流通传播领域内行之有效的炒作模式，均对此后的文学的生产和叙事产生影响。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远远高出其文学价值。《上海宝贝》以主动的挑衅姿态夸张地叙述都市女性对性欲和物欲毫无顾忌的追求。文本中性欲对爱欲的反动隐隐地刺伤了男权读者的自尊，同时，其另类的奢侈生活方式又迎合了市场流行的享乐心理。从《废都》到《上海宝贝》，在叙事方面为“社会与性”的变化“开辟道路”，促成了消费社会都市情欲叙述模式的生成。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