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近日媒体报道，广东今年应届高中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将作为高校招生录取或退档依据之一。考生的电子档案，将根据中学对学生基本素质评价，摘录考生道德修养、文化素质、综合实践、身心健康、艺术素养五方面的表现。由此各界纷纷担心这综合素质评价成为高考造假的又一热土，质疑其含金量和科学性，
更关心农村学生会因此受到不公待遇。
高考演进至今30年，引发争议无数，饱受废止压力，却依然岿然不动，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无法绕开的人生门槛。高考之所以不死，就在于社会归根到底追求标准二字。特别是在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纷起的时代，唯有高考还能给最穷苦的家庭以公正的期待。除了分数选人、高考录取，似乎再没有捷径能不分门第贵贱地把教育资源一一分配给年轻学子。但，公众对公平的要求是与时俱进的，当分数选拔日益显示泯灭个性的一面时，综合素质评价也就走到前台。
不过高考的刚性缺陷并不会因为增加综合素质评价，就能显出柔性光辉。相反，素质评价甚至会比无情的高考更无情。因为它的内涵是如此的指标化，它用质量检验的方式，对一个个有无限希望和可能的个体进行产品定性。在操作上又留下权力发挥的空间，或为学生锦上添花，或为“差生”贴上标签。真善美被档案化与功利化，立即就走向其反面。诸如“为母亲洗一次脚”、“参加两次植树活动”、“为山区捐两本书”等行为，又如大量获奖证书和比赛成绩，就都统统沦为实用主义的需要。
不论操作当与不当，综合素质指标都将隐性地把人划为三六九等，堂而皇之地成为人生的指挥棒。为了综合素质评价，我们不得不让婴儿学习琴棋书画，甚至钻营取巧，积攒更多的“综合素质”标签，就像为了显示文化，某些并无好古之心的官员大兴复古之风一样。以人文追求的名义，做着反人文的事情。
（日京／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