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零点集团公布《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在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三亚、成都和深圳居前三，而上海、北京和大连分列倒数前三。（4月24日《京华时报》）
不必纠缠于某个具体城市是否“忝列”最不包容城市。稍加浏览媒体我们即可发现，城市的不包容绝不是偶然现象。以广州为例，这
是在调查中属于既不是最包容也不是最不包容的城市。据《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多数白领赞同对外来人口设准入门槛。另据报道，在广州市第六届羊城“小市长”竞选征文中，不少中小学生认为要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广州，甚至认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来人口。再以北京为例，身为北京市政协常委的张惟英，曾在前年上交提案，建议北京市设立人口准入制度。在一些小城市同样也存在很多不包容的现象。
谁制造了城市的不包容？这包括一些管理者，也包括市民。打量这些市民的身份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本身未必是当地“土著”，可以说，那些主张设准入门槛的广州白领，其中不少人也许刚刚取得市民资格，那些主张遣返外来人口的中小学生，其中有不少或许只是第二代“移民”，而张惟英本人也不是原住北京人，她的籍贯是南京。剖析这一细节委实耐人寻味———按说这些人应该更宽容，应该更理解，可为何却变得更不近人情呢？
这就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挤公交思维。何谓“挤公交思维”？一干人等都在候车，公共汽车来了，没挤上车的人惟恐车开走而拼命地往上挤，一旦挤上了车，却又希望其他人不要上来，车快点开走而节约时间。许多市民明明刚脱掉沾满泥浆的鞋子，那些粗糙的生活习惯还没有退化完毕，一看到外来人口就忍不住掩鼻而走，或者皱眉头，甚至横眉冷对，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这种思维换算到城市包容度上就是，当没成为市民时大喊大叫，海呼公平，成为市民后还是大喊大叫，这一次是叫喊关门，倒嫌弃外来人口了。
一项调查显示，有63％的外来工感觉受到城里人的歧视。这是一个让人担忧而恐惧的数字，如果制度性歧视是造成外来人口受伤的根本障碍，那么市民的歧视将使外来人口遭受雪上加霜的困境。
（日京／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