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讲完《论语》，又讲《庄子》，接连两个黄金周让于丹红遍了全国，同时也让许多人开始认真体味孔子、庄子等人物在两千多年前所讲的那些隽永话语。“于丹现象”证明了这样一个悖论的存在：人们对《论语》、《庄子》等传统文化典籍是有着一定记忆和解读渴望的，但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又仅
仅停留在了“心仪”的层面，还不能、不敢、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去亲自阅读那些典籍。由是，“于丹读典籍，我们读于丹”，“于丹”应运而生，成为传统文化典籍的“二传手”。就此意义上，可以说是《论语》、《庄子》等成就了于丹，而于丹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论语》、《庄子》。
至少就《论语》来说，的确如此———这的确可称是一次“挽救”。本来，经过近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语》已然可称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元文化”，对普遍不信宗教的国人甚至有着一种宗教般的启蒙和指导作用，是时下我们社会道德认知、文化思考等模式的根系所在。然而遗憾的是，近百年来这一文化的根脉屡遭破坏———百多年前中国遭遇的那场“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摧毁了一些国人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自信，饱受外侮的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怀疑起中国的传统。自“五四”而始，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除四旧”、“批林批孔”等，几乎将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价值观践踏至万劫不复之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现象”的出现也许有着一些非常重大的意义。当然，这并非说于丹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峰，为《论语》补充了多少全新的价值内涵。只是说，是于丹让人们再度发现那些古老的典籍的价值和魅力———许多人开始“补课”，开始学习《论语》等典籍，感味那些已经传诵许久的道理。而能够这样做的真正意义在于：从小处而言，这对于当前无处不在的市场逻辑或许能够有效纠偏；而从大处来讲，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亦当属一种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诸多的尴尬和困惑。譬如假冒伪劣防不胜防，广告欺诈花样百出，“血汗工厂”无处不有，一些地方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令人触目惊心；再譬如寻租腐败反不胜反，怠政惰政令人无奈，这些已经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为什么会这样？之所以发生这一切，并不全在于中国法律不健全，监督无力度，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少人心中少了敬畏感，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不懂得尊重秩序和他人利益。这导致，即便明知是做着为祸世间的坏事，也有许多人竟毫无愧疚感。
这种道德的失范，根在文化的缺血和失根。就此，学习《论语》等典籍或许会有所裨益。通过典籍的熏陶，也许能让更多的人懂得敬畏———敬畏他人，敬畏秩序，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学会处世之道———朋友之道，自处之道，商业之道等。在这些方面，《论语》等典籍确实也有着其独特而鲜明的指导意义。比如单就《论语》而言，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培养出“见贤思齐”、“见义勇为”、“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道德自觉，有着“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过则勿惮改”的慎重和勇气，形成“学而时习之”的习惯、“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知欲；进一步说，如果官员能主动“为政以德”，社会精英（《论语》中谓之“君子”）有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自我约束能力，则我们的社会风貌必将大为改观，一些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将不会再成其为问题。
在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中，有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值得今人参考采纳的思想瑰宝。那些思想瑰宝充满人生智慧和道德感召力，或可帮人们养成道德，或可帮社会成就秩序，往往有真正的和谐之道蕴含其中。在这一意义上，仅仅满足于“听于丹”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阅读，从中汲取人生的营养。
（晓健／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