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清生
日本还没有在道德上猛醒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自新世纪以来，有一种悄然间发生的实务取向，即从道德批判转向道德与实力批判并举的趋势。道德批判即继续声讨日本在上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至少在日本全面反省与道歉之前，这个道德批判以及民间对日索赔等，需要坚持下去。此间，中国有责任和义务时刻提醒日本反省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受害国之一，代表本国、受害国和世界和平力量对日本施加压力，阻止日本向军事大国挺进，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原则，也是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基本底线，它并不可以作为外交关系的交换条件。实力批判则是在保持道德批判的前提下，深入对日本文化、经济、政治与军事全方位研究，并且借鉴日本学习西方工业现代化方面有益经验，使中国在经济实力全面增长，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更是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生活追求的需要。
之所以在过去60年来，中国对日本道德方面的批判，至今没有能够改变日本的基本态度，即日本向中国人民全面彻底地对侵略战争进行道歉，终止日本首脑参拜靖国神社及其他掩盖或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这方面中国本身也需进行反省。在日本首相小泉的任职期间，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一拨接一拨，似乎就是在给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提供批判的靶子。所谓政冷经热，则是小泉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有着亚洲单一或区域国家无法撼动的经济地位，在政治上的冷战，并未能伤害到日本的经济利益。
日本真正恐惧的，即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这包括中国在发展中管理体制以及全面的社会良性转型，也包括中国与欧洲和北美的外交拓展，只有在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全面取代日本之时，中国对日本的道德批判才能够获得实效。逻辑很简单，当对手无法在经济上扼制日本的时候，日本不可能自动“投降”，这一点与二战时期一样，日本不是在道德上猛醒而向被侵略国投降，他们是在战场上战败的，中国人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停留在批判层面的批判
近年来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点，中国的实力提升让日本感受到压力，这是日本比较敏感的部分人士的感觉，他们也许放大了这种感觉。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判析，实力是谈判桌上的重要砝码，或者是惟一的砝码。所以，中国人不必期盼短期内在道德批判上有所斩获。但是，中国人也决不能放弃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以实力逼迫日本正视中国的存在和中国的声音之同时，历史的批判还须继续。因为，中国人在提醒日本反省历史之时，也是在提醒自己反省历史，这里面有一个双重效应。
显然，在中国向着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观念已经多元化，国内对日本的认识态度也呈多元化，这是一个现实，坊间将此简单地划归反日和哈日，是偏离实际的二元分化，不能概括中国人对日本观念的全部。在今天，尤其是要看到中国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尊重日本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也许这方面，应该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日本如何从二战战败国的废墟中快速发展成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深入广泛分析研究日本经济崛起之道，应该是大有益处。
中日两相比较，在历史方面，日本需要反省，即其侵略罪行；而中国则要反省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深入到经济层面探讨，日本的产业发展太值得中国借鉴。仅就汽车产业和电子工业而言，日本可能是中国的老师。尤其是汽车产业，它是日本国民经济的支柱，仅丰田公司一家的产量，年产量就达千万辆。日本也是汽车工业的后发达国家，它有一整套完善的汽车工业发展政策以及成功经验，可惜中国人在批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民间抵制日车之际，投入对日本汽车工业成功经验研究太少，以至中国汽车工业政策与日本汽车工业政策发生相反的走向，中国人却麻木无知。
如果在今天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批判，永远只能停留在批判层面，无法在汽车工业上超越日本。另外一个电子工业，以数码相机而言，它几乎覆盖了中国的全部市场，数码相机同样由美国柯达公司发明，日本不过是拿过来制造和市场化，即使在美国市场，日本数码相机的占有率也遥遥领先。
可以这么说，日本除去汽车和电子工业，他们就可能回到农业时代。可是，中国现在拿什么跟日本较量？难道中国人真的要像日本人说的那样，中国人一边批判日本，一边开日本车，使用日本相机？人类有史以来，这个世界是讲究实力的，中国对日本罪行的批判60年以降，都未取得实质性效果，日本从不肯正式向中国为其侵略战争道歉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有效的批判——复兴中华民族
我以为，中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也是对日本的批判，而且可能是最有效的批判。为什么？日本在与欧美经济落差巨大的前提下，启动了一套十分有效的战略。首先，教育现代化普及是日本成功摆脱困境的根本之一，使之在短期内提升了国民素质，为其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制造工业打下基础。日本全面推进其机械与电子制造工业，使之成为汽车和电子工业大国，顺利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并升到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日本从而巩固了它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因此，即使其历史上罪行累累，它的日元外交成为它攻无不破的坚利武器。
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两国之间的博弈，均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历史的日本罪恶滔天，这已经是确认，无须再重复讨论，翻案派更是无知和无耻！我以为比这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博弈，因为，中国的批判终极目的不是批判，一是要日本认罪，从而改之，二是警示中国人自己不忘历史，尊敬先人的浴血奋战。余下的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才是中国人最重大的命题。
可是，正如中国人都看到的，一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毫无友善可言，另一方面中国又成为日本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即使中国当前诸多制造业的产品在追赶日本，诚如日本汽车制造业的人士所言，中国汽车可以追上日本吗？没有日本的机床设备，中国人就造不了汽车。日本人这话是有根据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市场与日增长，中国人民也在努力支持自主品牌，但是，这个制造设备恰是从日本引进。故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反省应该强化，以便于中国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中减少挫折，降低成本，缩短时间。实力的批判最有力量。
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水平，日本还能够无视中国的发言吗？
漫画：邝飚
■链接
审判，在路上……
今天，在中国，民间仍有许许多多为了起诉日本政府，为中国那段受辱的年月讨回尊严，不断地努力，有的甚至出了自己的生命……
“挑战社会非正义”的女战士——张纯如
“我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女作家张纯如在写作这本《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患抑郁症自杀离世。
在张纯如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她的脑海里。到了中学时，张纯如曾到当地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但却一无所获。张纯如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其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她发现，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著作，尽管各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其实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就有很多，但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国曾经发生过日军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而更令张纯如无法理解的是，在大量事实面前，日本政府却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事实，拒绝对亚洲各受害国道歉、赔偿。她无法平静，于是她开始了寻求正义之路，一条不归之路！
张纯如几乎是蘸着自己生命的浓墨来为我们注释“民族尊严”，用死亡让我们读懂“呕心沥血”，她秉持良心和正义，成就了一位历史写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更无愧这短暂的花样年华。她的创作，她的经历，她的民族责任感，还有她的善良和热情、她精神上鲜有人理解的痛苦，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却的纪念。
求证、上告，永不休战———王选
“要让日本以及美国两国政府重新记起日本曾经在太平洋战争中所使用的细菌战。”这是王选的生活目标。
王选收集到了180名中国受害者的资料，随即起诉日本政府，控告其于二战期间在中国大地上传播鼠疫等恶性病菌。王选的原告团指出，据非官方统计，约30万人死于那场细菌战。
经过五年漫长的法庭斗争，王选和她的原告团在今年的8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东京地方法院的大法官KohiIwata认定，日本声名狼藉的“七三一部队”确实在日本军部的命令下使用过生化武器。但是大法官拒绝了原告的赔偿要求，理由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原告没有权利向日本政府索讨赔偿。这使得王选和她的原告团义无反顾地着手于进一步的上诉，尽管这一上诉的取胜几率小之又小。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仍不肯承认自己的军队在二战期间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而美国则出于维持盟国间良好关系的考虑，更多地关注于生化武器给当今世界带来的潜在危害，而绝口不提其在60年前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王选仍然住在东京，但是她却将大部分的时间度过在日本的法庭上以及中国的高速公路上———筹款、调查、寻找证人。
学术尖刀直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心脏——章开沅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并参与南京大屠杀取证等活动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为捍卫历史尊严而奔走的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国内外人士，如唐德刚、邵子平、吴章铨、斯茉莉、张纯如、汤美如、王选、朱成山、松冈环、石田米子、田中正俊、林伯耀、东史郎、笠原十九司等等，其中，有不少日本人士也在奋斗，也在从事正义的事业。1997年和1999年，章开沅在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学术研讨会”和“战争犯罪与战后赔款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外学者交流研究经验，相互介绍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分子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章开沅发掘、整理并出版的《贝德士文献》，则弥补了南京大屠杀证据链的缺陷。它证实了当时的南京还有一批中立国的人士，他们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他们的证言与中日双方的证据组成一条无懈可击的链条，就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心脏。
章开沅自己的说法：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召唤，使他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他要捍卫民族的尊严！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