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天变、祖宗和人言，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章立凡：《历史
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天益网）
今日中国，尽管政府部门偶尔也会处于社会批评的风口浪尖，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些批评多是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式的劝诫。或者说，舆论监督更像是一种技艺高深的劝说术，在射击（批评）之前，媒体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好“掩体”（作正确的政治表态），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友军状”。
当《经济半小时》因为档期在清明期间“消失”时，为什么许多人会不约而同想到该节目被整改？不难发现，长久以来权力对媒体的“规训与惩罚”已经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有媒体放松“自律”做“出格”之举，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媒体的对错与否，而是倾向于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该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后果，对惩罚进行预演。
———熊培云：《〈经济半小时〉为何被误传整改》（《南方都市报》）
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工作使用“让我们”句式，作出不当表述而不自觉，表面上是语言不得体的礼貌问题，但深层次实质性问题在于，政府民主政治意识薄弱，对自身地位缺乏正确认识，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领导者的惯性思维。
反观有人大代表对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学习”对之的事实，说明全社会对政治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亟需提高，而政府也以领导者自居，对增强社会民主意识水平，推进民主建设不利。
———方工：《改掉政府报告中“让我们”的句式》（《北京日报》）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