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谈到中国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我们不能为了抹去所谓的“政策市”痕迹，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去调控市场，会像现在一样，人为导致
一场慢性股灾。
———邓聿文：《股灾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东方早报》）
我们无法明白，“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刑事赔偿”为何要维持这样一个低标准，难道是基于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现象仍很严重这一现实，担心国家财力难荷重负？其实，唯有加大针对“侵犯公民自由”的国家赔偿力度，才更有助于防止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事件的发生。法律更应该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充满信心，高额赔偿标准就是这种信心的表现。
很难设想，当公民的自由一天只值99.31元，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又如何得到公权力的尊重而不去肆意侵犯它？
———翟春阳：《公民自由到底值多少钱》（《潇湘晨报》）
在一呼百诺的氛围里，难以形成有效的事先预防失误和及时矫正偏颇的民主法治机制，也不可能阻止类似张居正人亡政息那样的历史悲剧反复上演。
应该承认“仇和现象”确实还是很有些不同凡响，确实有扫荡衙门暮气之效。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流动化、国际化，仅靠领导拍脑袋的决策方式和政府刮风暴的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应付裕如。
因而在进行重大决策之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把专家论证会（服从科学规律）和公民听证会（尊重个人权利）作为仇和们大刀阔斧的行动的两道安全阀，以避免再次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
———季卫东：《“铁腕”执政功与过》（《财经》）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