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是否要有许多公开、广泛的听证？
由于开放的头些年增长来得太容易，所以，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没有实质性发
展，使国家财政的花法不明晰，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预算过程中无法得到体现。人们好像认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抽象诉求，实际上，民主的必要性并不抽象，是涉及到纳税人的钱、人民财产怎么花、怎么分的问题。
———陈志武：《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再回避》（《经济观察报》）
我认为，思考中国当今的政制变革，展望未来的前景，应该有一个中国语境或中国问题的意识。要知道，我们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自发的商品经济秩序，也缺乏调节市民利益关系乃至公私关系的普通法制度，在当今所面对的更不是一个类似于17-19世纪的国际环境，所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没有英美国家建设时期那样的历史机遇，我们更像19-20世纪的德国。
总之，自由经济、法治主义和个人权利与国家能力是不矛盾的，当人们的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和私人财富得到充分尊重的时候，也恰恰是他们的政治国家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日益隆显的时候。
———高全喜：《这个中国会好吗？》（网易）
中国未来十年左右，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就来自失业大学生和现在受到不公平待遇、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合流。目前，警告的信号已经发出：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2005年的数据显示：流动儿童的犯罪率是当地户籍儿童的3倍！
———童大焕：《户籍管制是公权力长期、公开违法的典范》(腾讯)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