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历史文化保护的一些重大事件上,我们总能见到这位来自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的身影:在去年广州恩宁路拆迁问题上,他怒斥政府有关部门出尔反尔。在李公明教授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身上,更多折射出本土化的政治犬儒奴性。但是,他却用自身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在试图颠覆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这一描述。
历史文化远比经济发展重要
新快报:您一直不停呼吁要对广州历史文化的保护以及对政府的行为也进行过激烈的批判,比如在恩宁路骑楼问题上。广州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问题?
李公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州出现大规模老城区改造的热潮以后,我就十分关注城市面貌的急遽改变对于历史文化传承的巨大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西方的城市文明史上,“城市”的本义中就包含有“文化”、“公民自治”等要素,而这种“文化”或“自治”所要维护的是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当城市的历史面貌荡然无存,某种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念所受到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所有具有人文历史传统的城市中,保护历史文化景观的重要性被看做是远在经济发展之上。
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文化政策
新快报:在塑造完善的中产阶层文化与历史文化传承之间有何内在的联系?在这方面,广州的文化政策需要做怎样进一步的检讨?
李公明:培养一种对于文化传统的“温情和敬意”,是中产阶级在价值观念和文化修养上必须具备的精神性要素。当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带来巨大的商机,也为经济上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带来可能的时候,与精神性要素的冲突就显示出巨大的内在紧张感。
我想这不仅仅是在文化政策方面所能解决的问题,而首先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最高目标的讨论问题。
应该在文化政策上拯救濒于危亡的民间文化,发展全社会各阶层都有条件享受的文化事业,尤其注重对于城市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与朴素而充满理想温情的文化情怀的培养,这是摆在文化管理者和生产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编辑: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