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异端的影像》，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2.《特吕弗：我生命中的电影》，朗索瓦·特吕弗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0.00元

3.《波兰斯基回忆录》，[法]罗曼·波兰斯基著，喇培康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32.00元

4.《收割电影》，[日]小川绅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26.00元

5.《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美]因斯多夫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24.00元

■ 汪弋岚

电影多，电影理论更多，和电影相关的书籍还要再多。既然钓鱼、养花、育儿、旅行、美食都可以信马由缰地出成册成套的书，电影，当然不能落下。不，何止没落下，是速度快得叫人简直跟不上！单单写电影导演的书，就有多个形式，自传、口述、采访、评述、研究、对话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录像带还是稀罕物的早年间，谁又能想到，仅仅过了十几年，只是翻译过来的关于他的书，就有五六本呢？

美国华裔学者JennyKwok Wah Lau 曾谈到现在的电影理论分野，把它们称为“以电影媒介为中心”（FilmMedia Center）和“以文本解读为中心”（TextReader Center）两种。分类不会让事物更简单，但可以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它。我索性也按照上面的方式，把时下所出的电影书籍分个类：讨论电影创作为主的、关于电影欣赏为主的。当然，中间的界限往往由于读者聪明的创造性理解而变得暧昧不明，当然也和出版商狡黠的智慧的策划脱不开干系。最为模糊难以归类的，当属导演传记。

一

人所共知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是典型的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型。从少年时被狗咬的惊慌，一路说到高考落榜时的沮丧；从NYU毕业后赋闲在家时的彷徨，一直谈到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对华语片的希望。李安这本口述自传除了提供给专门研究他的电影的专家学者们一份创作背景，给喜欢他敬爱他甚至崇拜他的人们一份成长图谱，更给为数众多的热爱电影心怀梦想的青年们一份鼓励愿景。

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电影大师传记”，其中的《波兰斯基回忆录》里，这个才华横溢又恃才放犷的男人用看似深沉、缓慢的语调讲述自己的经历。大概是为了洗脱他“臭名昭著”的混乱的奇特的性生活的罪名，波兰斯基采用了一种强硬而在道德上不置可否的叙事策略，他把周围人和事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记录下来，可“真实与想象的界限总是那样令人失望地模糊而混乱”。面对生命过往，人类年轻微小的头脑几乎无法区分真实虚构和臆想。自传，在某种程度上就像辉格史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现在能更好地生活而写。这让人不禁想到黑泽明的《罗生门》中那些自说自话的人物们，掩饰、杜撰、欲盖弥彰，人性显得不可信赖，真相更不可知。但对于电影导演来说，正如费里尼所言，是天生说谎者，真相在这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塔可夫斯基的日记《时光中的时光》没有——至少表面上没有——连续的记传性文字，篇幅短小，耐人寻味，带有俄罗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凝重。每天读什么书，电影的进展，把房子租给谁，散步，买药。他写：“我今天堕落了，我买了两双鞋，我花了十三万里拉。很疯狂。为什么？”他写：“电影已经堕落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所谓的电影人把电影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分割开来。在他们看来，电影是赚钱的惬意方法，是获得赞赏的一条途径。我希望我的电影真实得等同于行动。”全书一以贯之的是塔可夫斯基对艺术和真理的嗫嚅着的坚持，哪怕瞬间的怀疑与绝望，都成为日后人们心有戚戚的关照。结合他的宝利来摄影集《瞬间的光》（Instant Light）中自然质朴却散发奇异光彩的图片来看，这位胡须浓密眉头紧锁的电影诗人，其实一直是个追逐光影的天才少年。

二

如果说导演传记在创作与欣赏两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可借鉴性，是因为它将人物的生活、思考、实践、感情这些都写进了书中，以便从一个整体考察作为电影作者的他或出自他手的电影，那么小川绅介的《收割电影》则在纪录片创作这一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整本书都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他在世时针对纪录片而作的演讲、对话的录音整理。在故事片导演还在执着于现实究竟是什么时，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已经身体力行地参与现实、融入现实、记录现实了。

《收割电影》分为春、夏、秋、冬四章，非常恰切地呼应了书名的“收割”二字。封面上是小川摄制组扛着设备走在田地里，上书“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小川绅介的世界因着图书内容的纯粹性而显得美好动人。更为重要的是，从他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烟火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川找不到工作，就和一帮“想拍电影拍不成，而且，每一个都过得既不如意又很吃力”的伙伴们见面，喝酒聊天。直到成立小川摄制组，“为了自由，大家一起来拍电影”。他用民间传说的故事说明善和恶是交互存在的，而且一向认为“不是只有读康德、马克思、黑格尔才算是什么思想，思想归根到底是指你明天怎样活着”。小川摄制组驻扎在村庄，几年如一日地拍摄稻谷和农民。与关心农民和自然一样，小川绅介还拍摄学生这些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权利和地位的群体。对于具体的拍片细节，又像最耐心的老师那样一点点地娓娓道来。

大学时代听老师讲程明道，说他的思想最圆融最浑然一体，没有缺陷，堪称理学精神的道成肉身。张载写《正蒙》的时候，处处置笔砚，想起什么东西就赶紧记下来，生怕忘掉。而程明道却从来不写，言下之意即，这些个东西有什么可写的，都在心里啊，都在我这个人身上，道理就在我的行为之中啊，我就是这个道的凝聚和具体化。

这样看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小川绅介去世后，日本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希望编一部他的书，却找不到小川写的随笔或者评论。只好到处搜集他演讲、接受采访以及对谈等等这些录音，然后整理成为文字，编纂成这本《收割电影》。关于纪录片的这些，早已成为小川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寻找真理、守望善良、收获幸福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川绅介就是当代纪录片精神的道成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