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规模是大还是小：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规模大，财政开支远比中国多，但政府只负责预算的起草、提交和执行，另有专门机构负责修改、批准预算并监督预算执行，政府的权力因而被有效地制约；与之相比，我国政府虽然规模较小，但财政收支的权力没能受到有效的制约，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最有“规模
”的。
———马欣原：《美国的政府到底有多“大”》（《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人喜欢买房，而不喜欢租房，但这样的理念并非国人普遍崇尚奢靡之风，也不是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如果各城市不存在孩子读书需要高额的择校费，以及其它很多不合理的费用，那么中国人又何尝不愿意租房？租房的大环境是建立在城市对自由迁徙有良好的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种保障，非要引导百姓租房，恐怕是有超前之嫌疑。
———欧木华：《中国人的住房理念有问题吗》（中国网）
一个是非法集资7亿元判了死刑，一个是挪用公款158.56亿元，却被判18年。后者所涉及的金额是前者的22.6倍，但获得的惩罚却远远轻于前者。而且后者所导致的损失是，截至案发前尚有124.21亿元没有收回。另外，后者是数罪并罚才判18年，而前者只是一个“集资诈骗罪”就判死刑。难道集资诈骗这个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要远远大于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加在一起的罪恶吗？
也许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还有不同的情节，而不能以损失、受贿、贪污的金钱数额为唯一的量刑依据，但是审判者应当向公众明确地解释，有哪些情节足以让毁掉158.56亿元和受贿160万元的祝均一，比诈骗7亿元的杜益敏罪恶更小。
———张田勘：《非法集资7亿与挪用公款158亿孰重孰轻》（《中国青年报》）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