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据悉，中共十七大后，中央正在酝酿新一轮司法改革，这次将直面“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的沉疴，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问题；同时，还可能考虑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区隔开来，建立法官系统的职务和职级序列。

毋庸置疑，“司法行政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司法改革向前挺进的最大瓶颈，而行政权力对法

从法理角度上讲，“司法地方化”只是一个中性词。因为，第一，排除理念上的一统江湖，具体的、形而下的司法生活，只可能是地方性的。法典、法条由中央颁发，全国通行，但落实到各个地方，因其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必将因地制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秋菊打官司”的迷局，看到了“送法下乡”的必要。

其次，按照政治学原理，谁赋予地方法院权力，法院就该对谁负责。我们看到，从1982年《宪法》开始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法院的院长、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人大选举、任命和罢免，并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请注意，不是对上级法院负责，上级法院只存在监督之责。这便规范了司法的地方性。

横在司法改革之征途，令中央忧心忡忡的那块绊脚石，其实可以换一个说法，叫“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秋风先生总结为两点：受到地方利益掣肘，地方法院往往很难对异地公民与本地公民的纠纷作出公平裁决；更严重的是，本地公民之间的纠纷，如果涉及到地方政府，或者直接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纷，则法院往往更难以持平之心进行裁决。

能否说，这两点都是“司法地方化”所必然导致的恶果？第二点明显不是。地方法院偏袒地方政府，不是源于司法地方化，根本上，而是由司法不够独立，司法权被行政权强硬压迫所造成。至于第一点，估计在一些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亦在所难免，地域歧视和保护无处不在，司法更甚，问题在于，如何补救？英国用衡平法修正普通法，美国以联邦法院修正各州法院，皆可救济地方司法保护主义之不足。中国呢？最高院的门槛实在高了些。

中国司法不是没有做补救措施，譬如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等。但仅做这些还不够。毕竟，它们已经把前提扭曲了，即混淆了“司法地方化”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这两者有一定区域重叠，可决不能等同，前者属于常态，后者才是病毒。

因此，改革者必须直面这一难题：如何在尊重“司法地方化”的前因之下，打击“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这无疑是在钢索之上舞蹈，艰难，却要挺过去。

解决此疑难的关键，仍是司法独立，从行政化的牢笼之中突围，强行勃起。

（编辑：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