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吴志菲

二、杀出血路

一间小茅屋签订生死契约的18位社员，扛起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发了农村又一次包围城市的大变革。总设计师一分钟的沉默之后，勾画出“小康中国”的概况。

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村里的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地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孩子的后事？

历史并不遥远，人们记忆犹新。1955年，农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过早建立。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饥荒。安徽宿县一位70高龄的老人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无法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就得不到那赖以维生的口粮。不想眼睁睁地饿死的老农，于是请求公社干部允许带着儿子上山养病并开荒自救。一个老一个病两人上了荒山，老人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出了16亩荒地，不仅收到了口粮，还向公社交了1800斤粮食和养鸡得到的60元钱。老人个体劳动创造的丰收奇迹与当时集体劳作下的歉收、饥荒形成鲜明的对比，农民在惊羡之余认识到：把田分给各户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摆脱饥荒。于是，全省各地纷纷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述民情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批示试行。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非常赞成。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但是毛泽东仅容忍包产单干试行了一年。1962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说：“一搞包产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包干到户是个方向问题。”后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先后因此作为“罪名”之一罗织，在“文革”中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凤阳早有“十年到有九年荒”之说，是有名的“叫花子县”，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分开，分成4个或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分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