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愚

近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69名院士发起《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倡议书》，呼吁在孔孟之乡建设中华民族的世纪性文化工程———中华文化标志城；而在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面对108名政协委员的责难，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

我们首先要问，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

如果是全国人民共同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那么，一个济宁市长，有什么资格来讲“允许争论”和“肯定要建”这样的话？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格局之中，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中国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不是花瓶，政协委员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形成决议之前，怎么可以被一个市长推翻？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斥资数亿，甚至上十亿、百亿的工程，如果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没有经过相关权力部门的决议，没有取得纳税人的广泛同意，便是不能成立的。

实际上，是否有这么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都毫无关系。

传统文化的复兴，最关键的是在学院有一批真正的国学大师，在民间能够保存各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我们的民俗。事实上，民间真正的“中华文化”，已经消失殆尽了。各地许许多多饱经历史的风霜，残存下来的古城、民居，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而各地不同风格的民俗，则往往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被弃如敝履。

无论是历史名城，还是民间习俗，都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这些东西一旦消失，便成绝响。可惜中国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保存这种真正的传统文化的自觉，却热衷于大兴土木。一边是残酷无情的破坏，一边是别有用意的重建，结果是真正的文化保存不下来，新建的建筑失去了自己的风格和魅力。

中华民族的复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搞大项目、大建筑，而是切切实实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关键在于这个国家能够站立在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幸福感能够普遍增强。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曲阜的三孔，已经足以让认同儒学的人凭吊圣贤，再大兴土木造一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完全是多此一举。

当“文化”成为一种资源，可以直接衍生出地方的经济利益，便往往被工具化。国学热、孔子热的兴起，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国学、孔子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新材料，乃至成为地方争夺经济利益的工具，那么国学、孔子就完全变味了。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