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鑫

悲剧总是让人扼腕的，因此，人们总是希望在对悲剧的反思中鉴往知来。在媒体披露雷州校园血案主角陈文真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仇恨、绝望和杀机但同时又饱含着对生命留恋、无奈与挣扎的的心灵。

暴力文化、心理干预、指引和辅导等又再一次被频繁提起。在《新快报》昨天的追踪报道中，编

针对雷州二中对待差生的管理办法以及陈文真曾遭受的待遇，该校负责人所做的解释无疑很拙劣。“现在已经不存在‘后进生’这种提法，只是对个别学生，学校根据各自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

只要对中国教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提法是“差生”，取而代之的是“后进生”、“学困生”等———据说理由是“差生”的提法对学生是一种歧视。中国教育掩耳盗铃的鸵鸟思维本不鲜见，但这位负责人如此欲盖弥彰，究竟是想掩盖什么或者想逃避什么？

或许，在该负责人看来，学校是不需要对这个悲剧负什么责任的———即便是教育上的责任。在这里，我只想问问这位负责人，2003年5月17日，广东省教育厅就规定，省、市一级学校要逐步建立心理辅导室，配备心理教育专职教师。而笔者从中国教考资源网搜索到的资料显示，雷州二中是湛江市一级学校。我相信，在教育评估和复评中，雷州二中肯定会有漂亮宽敞的心理咨询室以及一本本整洁的心理档案、心理治疗记录、心理个案汇编。但是，请问，这些心理档案、治疗记录以及个案汇编中是否有这位被同学称为“像马加爵”的陈文真谈话、治疗等的记录？

学校“置身事外”的试图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没什么好值得惊讶的。在几年前，云南大学也是曾是如此“试图”的———2004年，马加爵落网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云南大学举杯相庆的释怀和庆幸。

发生在校园的凶杀案、自杀案等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这多多少少显示了这个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而对于暴力文化的反思、心理问题的警醒早就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以学生成绩为唯一追求的教育体制的惯性和惰性消解了人们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亡羊补牢变成了“走过场”，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2007年4月17日，23岁的韩国学生赵承熙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开枪打死了32人，他自己本人也随后开枪自尽。在随后纪念遇难者的活动中，美国人将赵承熙视为遇难者悼念。在他们看来，赵承熙虽然犯下残忍的罪行，但学校和社会却没能对精神有问题的他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心理咨询，对此感到遗憾……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一共有33名学生死亡。应该公平地为所有人的死亡哀悼。”

“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对比之下，在面对着马加爵、陈文真等需要帮助和安慰的心灵，究竟有谁会想过要向他们伸出了爱的双手？

（编辑：Rob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