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强制公布官员的工作电话是村干部思维，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一个村就那么大，要找村官的人不多，村官可以应对得过来，超过了村庄的范围这一套就不灵；其二是，昆明这样的城市，官民沟通的方式完全可以更先进，即通过电子邮箱来实现。电子通信可以及时也可以延时处理，不存在记录费事和互相干扰的问
题。只要心相通，真为民办事，亲和力就高。文盲为治病也知道寻医问药哩，官员认真处理群众来邮，不会或没有电脑的居民也会找人帮忙发、收电邮。
我不反对要求官员公布工作电话，只是对它们不抱过高期望。与其玩新花样，还不如先扎实做好早已存在的每一单“群众来信来访”。
最应该公布电话的是各位人民代表。不与选举他们的选民保持热线联系，不随时倾听本选区选民的呼声，就不算真正的民意代表。
——鄢烈山：《仇和公布官员电话是村干部思维》（天益网）
虽然权力支配财富，但是权力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如果上级官员可以通过卖官从诸多下级那里获得“进贡”，那么，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九品芝麻官”就只有向平民百姓伸手了。在政府权力仍然无所不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官职即意味着官员的财富、老百姓的成本，官民矛盾由此产生，而官官矛盾只不过是同一条食物链中间发生的局部龃龉而已。
——张千帆：《官官矛盾源于官民矛盾》（网易）
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计算“全民红包”如何发放的问题，不如探讨如何改革现有的个税管理，在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同时，明确高收入群体所应承担的责任——既然是提倡共同“分享”，何不从税收的源头做起，何必经财政二次倒手呢？果真是要“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话，减轻普通民众的纳税负担、健全福利保障制度以增强其应变能力，远比“千元红包”更为直接和有效。
——赵志疆：《发“千元红包”不如减税》（《中国青年报》）
（编辑：Winz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