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徒望

2008年初的这场冰雪，或许能让我们在奥运的盛世期盼的激情中稍微冷静下来。

在官方的言说，抗灾的最后“胜利”是首先归咎于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和严格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这未必是一种客套，它甚至是符合逻辑和事实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这个国家体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场抗灾救

当然，强大的社会动员未必是高效的，甚至有时候它是不计成本的。因此，一旦把这种强大的社会动员纳入效益-成本的视野来进行考量时，这次春运的抗灾救灾也许有太多的东西和细节是需要检讨的了：比如政府的应急指挥调度能力、畸形的垄断国有企业市场体制、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等等老生常谈问题被再一次频繁提起。

早就有论者指出，在社会分化日益纵深的背景下，政府也已经没有能力像过去那种可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社会生活进行规制和调节——即便它自己认为那些关系着国计民生的资源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上，正是这些掌握着国计民生资源的垄断国有企业，在这场雪灾中被舆论称为是此次抗灾救灾中一道不大靓丽的风景线：交通说铁路没电、电力说煤炭不够、煤炭说交通运不出去。

也就是说，国家保留某些垄断国有企业的目的是宣称这些国有企业能够给国计民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而吊诡的是，在雪灾到来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国有垄断企业急于抽身而出力图扮演置身事外角色的相互推诿局面。

对于国家体制内的相关机构以及人员而言，上级的命令是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更何况这是来自中央的行政命令；笑蜀先生在火车站目睹的整个救援活动基本上就是一场官办独角戏，并由此发出了“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的感慨。

患难是能够见真情的。与垄断国有企业的推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组织、志愿者等所迸发出来的热忱。别的不是，单是媒体舆论界适时响应广铁集团的“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呼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显而易见，在“回家过年”成为最大民生诉求、而公共交通无法顺利实现这一诉求的情况下，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是需要承担舆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特别是，如果这一呼吁只是单单由铁路集团或者政府官员提出的时候，很容易会被认为是他们无能甚至推卸责任的例证。也正是如此，媒体舆论界对“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呼吁被舆论认为是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政府最诚挚的谅解”。

对政府而言，它需要不断去体味来自民间社会的真情和热忱，但是，更重要的，政府需要在感受民间社会的真情和热忱中去检视自身对待民间社会的善意，并不断去修正它那备受舆论所诟病的对民间组织的种种限制政策。没有谁天生就是秩序的破坏者，政府不能只是在危急的时候才想起与民间组织“共渡难关”。

更何况，对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自身目标的政府当局来说，“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政府在危急的时候有充分的社会动员能力来保证自己渡过难关，更重要在于，在危难来临时，民间社会能处变不惊、井然有序，并与政府通力合作使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可以设想，如果连危难时刻民间社会都会与政府共渡难关，这样的社会何尝不是理想的“和谐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显而易见，没有一个充分发育、组织有序的民间社会，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编辑：Win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