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
一场雪灾，把中国社会隐伏的行政、铁路、电力、气象诸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白色恐怖”不会是第一次，更加不可能是惟一一次。雪灾之后，检讨这场灾难所凸显的社会问题，是一种亡羊补牢工作。
比较让人感觉欣慰的是，白雪皑皑之中，有很多感人的场景和事迹，但是主流的声调，
并没有把大多数人的痛苦变成歌颂英雄的凯歌。这是社会回归常识，回归正常化的一小步。在很多场灾难中，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在场的痛苦，而是感激的泪水，歌颂的声调，于是民众的悲苦，化作英雄的凯歌，人们的不幸，转为某些部门的政绩，悲剧变成喜剧，变成闹剧。而这场雪灾中，政府和媒体发出的声音，都表现出面对问题的诚意。
但是，几场大雪，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导致一些地区的铁路、电网瘫痪，而且导致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受到影响，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甚至发生死人的现象，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近二十年来，亿万蓝领、白领每年春季从中、西部涌向东南沿海城市，每年年末又回到家乡。这一庞大群体在短暂的一个月间的流动，使每年的“春运”都成为一段特别的时期，每到这一时期，相关部门都严阵以待，但是铁路、公路压力加大，仍然是交通拥挤，票贩横行，犯罪频发。
而中国的节日放假制度，实行的是大一统政策，由国家规定假日，让亿万游子春节之前蜂拥返乡，一周之后同样的亿万游子蜂拥返城。数量惊人的群体把返乡过节的愿望都压在春节之前的那一周之内，而交通枢纽却没办法真正承担如此数量的压力。
要缓解这种压力，除了改善交通、增强应急能力之外，最可行的做法，是延长春节的假期，或者增加中秋节的放假日期。春节、中秋这样的节日，它们被赋予了“团圆”的文化涵义，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涵义只可能不断增强，不可能有所减弱。而且，一家人定期的团聚，是每一个人内心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诉求放到公共领域，便成为一种正当的权利。
在国家的假期制度中，考虑得最多的是怎样促进消费，怎样拉动内需，而不考虑人们普遍的情感诉求，才会出现2007年之前的劳动节、青年节放假，而中秋、除夕均不视为假期。2007年已经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纳入法定假期，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放假制度，让除夕成为法定假期，并且延长春节放假时间，或者国家规定一个大致的放假期限，把具体的假日时间下放到县、市乃至单位，那么春运的压力便可以减少很多。
这便涉及一个节日文化的问题。每一个节日，是祖祖辈辈情某种相应的情感积淀而形成的特殊的日期。在现在被命名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广袤的土地有很多共同的欢庆时日，形成了共同的节日。但是，各地都有不同的风俗，导致各地都有不同的过节仪式、庆典方式。统一、僵硬的放假制度，实质上是大一统思想的体现。与这种放假制度相应的，是把春节这样的庆典，从一种个体情感的体现，打扮成一个国家的政治叙事。长平先生在2月14号的《南方周末》发表的《节假日多元化方可缓解春运压力》一文认为，节假日应该多元化。窃以为与其主张节假日多元化，不如放弃大一统的放假制度，而主张放假方式的多元化。因为每一个节日承载的情感，是传统积淀起来，不可能轻易改变的，而放假制度，则是人为的，可以变更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编辑：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