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市民文化弱，与我们长期的农业社会文明有关系，后来又有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文化。我们的硬件上发展得很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们的软件跟不上，而这软件的一个关键就是市民文化。市民文化弱，社会不易和谐。
———张维为：《“和谐中道”之珍贵》（《学习时报》）
以封建专制时代
的官老爷自居擅作威福、不知民主法治为何物，不知权力来自何处，身在二十一世纪，思维方式和习惯还在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是这些“牛官”共同的思想根源。
当西丰警察因所谓“诽谤”案演出进京抓捕记者闹剧的时候，海峡对岸的“立委”选举闹腾正欢，大小政客们一齐伏低身段，或装丑或扮靓变着法子巴结选民，只为求得那些端起身份犹豫不决不知最终投向谁的选民手上的一张宝票。而美国一位商人在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战中觅得商机，用希拉里和布什的头像做马桶刷，让人们选择购买，却不见有警察或者当事人找上门来，更没有“侮辱诽谤”之说。
———信力建：《“史上最牛”的官老爷病其实并不难治》（天益网）
在公权缺乏有效的制约、权力监督并未形成制度的前提下，私权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民法典》的法治实践意义十分有限，绝不会像伟大的《拿破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一样产生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尽管它在理论上可能能够与它们媲美。在我们还在为有法不依伤透脑筋、法律约束力还十分软弱的时期，不顾实际抛出《民法典》，它自然仍然只会成为名义规制，而不会成为行动规则。不会使法治进步，只会使法治倒退。因为被法学家们极力神圣化的《民法典》得不到很好的遵守和实施，会更加打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放弃对法治的追求。
———陈云良：《法治中国可以期待》（《学术界》）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