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一面是市民抱怨打的难、打的贵，另一面是出租车司机不堪重负超时加班，这正是现行出租车管理模式不合理所致。日前，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大胆建议广州取消出租车公司，实行“政府———驾驶者（自然人）”两级管理。他还计划就此向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两会提交提案。
取消出租车公司的声音，近年来一直不绝于
耳。理由也已经讨论得很透彻：出租车公司的正面价值很小，负面价值却很大。出租车服务本身就天然适合于个体从事，出租车公司不但不对公众提供终端产品，也与骆驼祥子年代的车行不同，绝大多数都早已不向司机们提供车辆，就连其赖以维持收费的所谓“管理”也大多有名无实。本质上，出租车公司更像是一个“倒卖”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车牌贩子，是完全的寄生型食利阶层。
然而，相比于辛勤劳作的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却最有保证，无论风浪多大，也能旱涝保收。这两年，油价一路攀升，各地出租车行业又是大幅度涨价又是征收燃油附加费，还有地方政府发放特别补贴，唯独出租车公司丝毫不受其影响，该向司机收的钱一分也不会少。虽然社会对出租车公司成本的质疑不少，但只要出租车特许牌照垄断在他们手里，就根本无所谓合理与否了。
出租车公司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府监管方便的需要。换句话说，出租车公司主要的存在价值，是部分代替政府实现了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
我们知道，出租车行业属于大公共交通的范畴，因而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有效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服务。表面看来，通过出租车公司来管理出租车行业，大大减少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但因此带来的市民打的难、打的贵，不仅早已抵消了这一好处，公众另外还需付出数倍于此的高额成本。
某种意义上，出租车公司收取的出租车牌照有偿使用费，完全可以用暴利来形容。在很多大城市，出租车司机仅此一项每月负担就动辄高达几千元。如果不需要缴纳这部分钱，别说油价上涨完全无需提价，而且依然存在很大的降价空间。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坐出租车更方便、更便宜，对于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制定严格而完善的出租车行业准入标准和管理制度，同时鼓励成立行业协会实施自律监督，出租车公司完全可以取消。因此，取消出租车公司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便利政府管理”与“完善公共服务”之间的选择题。特别是在当下的高油价背景下，一味提高出租车价格显然不是办法，公众也难以承受，改变出租车管理体制才是实现司机、公众和政府多赢的根本出路———这未尝不是一个契机。
（编辑：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