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围绕许霆案的定罪量刑争议很大的现象，特别是在对银行的指责声不绝于耳的背后，还可以发现公民社会对那些类似异常ATM的金融机构以及玩忽职守的国有资产管理者的不信和怨尤。显然，制度过失与行为过失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守法观念的涵养，要改变这样的状态，仅靠对社会底层犯罪人施加严打重罚
的制裁手段，是难以奏效的，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不断诱发出反抗和骚动。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许霆案里那台失调的“自动取款机”，正巧构成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法律隐喻，是目前中国社会系统中与“土地摇钱树”并列的经济犯罪病灶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缩影。围绕广州中级法院对犯罪行为惩罚的轻重争论，实际上已经把结构非合理性以及机制设计方面的缺陷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留待我们去反复琢磨和深思。
———季卫东：《作为隐喻的ATM犯罪》（《财经》）
我们读了这几篇讨论春节联欢晚会的文章后，深受启发，感觉到我们国家在选择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或方法时，必须接受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的教训。这种教训，总起来说，就是不能违背以人为本的原则。分开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不能把人民群众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强加给人民群众，二是从家事到国事都必须由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国家和政府不应强为代办。
———刘绪贻赵晓悦：《从怎样办春节联欢晚会看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天益网）
一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到殴打记者，阻挠正常媒体采访，是种强横的表现，是不把法律和舆论谴责放在眼里，是在利益推动下对正义的一种猖狂叫嚣，但究其实质，还是因为他们惧怕舆论，清楚舆论监督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我们对当下的舆论监督生态感到失望之后现出的一丝希望的曙光。
———盟初：《暴力，往往是怯懦的表现》（中国网）
（编辑：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