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无论涉及问题的广度还是深度，均极为庞杂繁复，绝不是单凭少数官员专家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就可以“完美”设计出来的。
从改革的利益调整本性上看，医改方案如何具体实施、推进，自下而上地参与同样关键，毕竟医改中的成败得失、损益权衡，作为利益调整的主体———医改试点中的社
会公众，才最有发言权，是任何其他人包办代替不了的。更不用说，所谓“试点”，本身就包含风险———尝试过程中的教训乃至失败，往往不可避免，而这种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当然还是“试点”中的利益主体。
———张贵峰：期待医改成为民生改革新“试点”（国际在线）
以群体的力量而论，少数的强者根本无法与绝大多数的弱者抗衡。问题在于，弱者是分散的、孤立的个体。弱者为寻求庇护有依附于强者的强烈动机。要改变弱势的生存状态，卖身于强者使自己变成介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是一条快捷而易行的道路。它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但却隐藏着随时会被强者抛弃的巨大风险。之所以不少底层民众争抢着走上沦为强者爪牙这条看来并不保险的道路，内在的原因恐怕就在于，要沿正常的路径完成从弱者到强者的蜕变，更不可预期，也更不保险。
———王琳：《为什么总是弱者抽刀向弱者》（《羊城晚报》）
国家大剧院是北京的地标建筑，是北京的形象、国家的品牌。大剧院的建筑风格是开放的，有透明的水，透明的屋顶，内外透亮的外壳，这体现了设计者和民众对它的某种期待，甚至隐含着对一个国家的预期。但国家大剧院现实中的神气和官气，让人们意识到，这个国家离真正的开放还有多远。
———潘采夫：《国家大剧院，你为何拒绝开放？》（《深圳商报》）
（编辑：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