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

自“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的改革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到了近年，开始出现了“改革共识”是否已经破裂的争论。其背景乃是众所周知的，即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改革的滞后，导致权力绝对性地主宰了改革利益的分配，遂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

面对今天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一向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有能力，也有责任为改革“瓶颈”的突破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贫富日益分化，社会矛盾不断发生的今天，改革的深化，理应在把拖住经济改革的那只庞大的后腿，即政治改革拉上来，通过进行实质化的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考察中国近几年来社会矛盾的总根源，集中的症结，在于社会公正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近几年社会矛盾，依次体现于农村基层权力腐败问题、土地问题、房价问题上，这些问题，无一不与权力过度集中，权力寻租或与权力资本相勾结密切相关。

可以说，以权力过度集中为母源而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构成了近几年大量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所在。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当村集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土地、人力等资源，一旦权力集中在不受监督的村干部手中，公有的一切资源，马上转化为基层领导的囊中之物。在广东珠三角的许多农村，尤其是工厂比较多的村庄，民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要，选票已经意味着面包，村民直选的条件已经烂熟。改革的真正深化，便在于民主的真正实现。

思想解放的宣言，必定要落实到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才不至于流为空谈。在现实中，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即落实于法律的实现。在现实中，像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工会法》，保障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各种村委会自治条例，都难以贯彻实行。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即来自肉食者的思想不解放，往往把农民选举的诉求、工人加入工会的诉求，先入为主地视为搞乱，而不是尊重工人、农民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益。

因此，思想解放，必诉诸尊重权利、保障自由，必诉诸法律的完善和执行。

同时，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除了从政策上加以保障，还必须有一个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不但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因为社会的相对开放和言论的相对宽松。作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在实行监督职能、促进社会改革方面，起到了其他地区所远不能及的功能。善待媒体，即是善待公民，即是尊重公民权利。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大变局的几个节骨眼上，广东都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带动着整个国家的变革。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一次次重大的变革，皆由广东人创发，或在广东本地启动。在这个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的时代，如何继续进一步改革开放，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对广东而言，在这个历史时刻能否迈出关键的一步，将决定广东能否在未来赢得先机，能否在未来继续引领潮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