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
自“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的改革经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到了近年,开始出现了“改革共识”是否已经破裂的争论。其背景乃是众所周知的,即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改革的滞后,导致权力绝对性地主宰了改革利益的分配,遂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
如何继续深化,将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怎样继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近日,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提出,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面对今天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一向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有能力,也有责任为改革“瓶颈”的突破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贫富日益分化,社会矛盾不断发生的今天,改革的深化,理应在把拖住经济改革的那只庞大的后腿,即政治改革拉上来,通过进行实质化的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考察中国近几年来社会矛盾的总根源,集中的症结,在于社会公正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近几年社会矛盾,依次体现于农村基层权力腐败问题、土地问题、房价问题上,这些问题,无一不与权力过度集中,权力寻租或与权力资本相勾结密切相关。
可以说,以权力过度集中为母源而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构成了近几年大量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所在。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当村集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土地、人力等资源,一旦权力集中在不受监督的村干部手中,公有的一切资源,马上转化为基层领导的囊中之物。在广东珠三角的许多农村,尤其是工厂比较多的村庄,民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需要,选票已经意味着面包,村民直选的条件已经烂熟。改革的真正深化,便在于民主的真正实现。
思想解放的宣言,必定要落实到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才不至于流为空谈。在现实中,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即落实于法律的实现。在现实中,像保障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工会法》,保障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各种村委会自治条例,都难以贯彻实行。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即来自肉食者的思想不解放,往往把农民选举的诉求、工人加入工会的诉求,先入为主地视为搞乱,而不是尊重工人、农民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益。
因此,思想解放,必诉诸尊重权利、保障自由,必诉诸法律的完善和执行。
同时,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除了从政策上加以保障,还必须有一个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不但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因为社会的相对开放和言论的相对宽松。作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在实行监督职能、促进社会改革方面,起到了其他地区所远不能及的功能。善待媒体,即是善待公民,即是尊重公民权利。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大变局的几个节骨眼上,广东都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带动着整个国家的变革。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一次次重大的变革,皆由广东人创发,或在广东本地启动。在这个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的时代,如何继续进一步改革开放,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对广东而言,在这个历史时刻能否迈出关键的一步,将决定广东能否在未来赢得先机,能否在未来继续引领潮流。(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