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报道引发网友新一轮讨论，企业对用工提出新建议

■新快报记者　邓毅富　通讯员　王勇幸

昨日，本报关于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上质疑“无固定期合同养懒人搞垮经济”引发网友激辩的报道出街后，再度引爆网友新一轮的辩论，不少网友将《劳动合同法》话题更加深化，讨论焦点是如何应对《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政策变化。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和专家，了解各方面对《劳动合同法》的想法和应对方式。

半数网友赞成张五常观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昨日下午4时，已有超过百家网络媒体转载本报报道，其中转载的中文网站超过79家，网络社区论坛转载数量在30家以上。

在讨论最为热烈的腾讯网，截至下午4时，已有超过3500多条网友评论。腾讯网为该报道设置的调查已超过12000票。投票显示，过半数网友同意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法》只有利于‘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使舵的人’”的网友占50.49％。反对张五常的票数有31.41％。另外有18.09％的网友表示对经济学不了解，“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网友讨论焦点向如何面对《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政策变化转移。不少企业主担心如何解决由严格的劳动用工规定带来的“生存困境”，劳动者在欢呼权益得到法定保障的同时，也同样担心“经济困局”对自己不利。有的劳动者则担心《劳动合同法》也难逃《劳动法》的命运，沦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实。此外，也有不少网友从立法角度热烈讨论《劳动合同法》。

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教授郭巍青、广东省人大代表崔真基及一位华为事件的知情人章伟（化名），了解他们应对《劳动合同法》的建议。

“万人裁员”消弭企业暮气

受访嘉宾

章伟（化名，华为知情人，曾任华为公司高管，对华为文化颇有研究）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认为华为为什么要搞“万人裁员”，和《劳动合同法》有关么？

章伟（以下简称“章”）：有关。在华为，工号与累计业绩挂钩，工号前1万名的华为元老成了奖励的对象。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有可能加剧因“工号文化”带来的元老的沉淀和暮气，60亿就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就再好不过了！

记：华为数额巨大的奖金和分红从哪里来呢？

章：大部分员工将奖金和分红用于购买公司新分配股权，公司并不需要支付大笔现金。华为公司的利润率非常高，极高的市场回报率和预期分红比例吸引着华为员工购买公司股权。

记：华为这样做会不会“不厚道”？

章：华为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功利组织。一个企业，只要能够遵守法律，能够缴税，就是好企业。华为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因此，不要对它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期许。

记：员工能接受“万人裁员”么？

章：IT人才根本不需要“铁饭碗”，他们是“天之骄子”，抢手得很！每个“辞退”员工，在提交辞职报告当天，又获得新的劳动合同，工作岗位、待遇基本不变。没有续约的只有100人左右，大约1%，而且是因为员工不愿意续约。符合人才正常流动率！而真正不高兴的是新员工，他们太羡慕老员工，为自己不符合辞职条件而惋惜，那可是几十万元啊！

记：华为给了员工什么保障呢？

章：华为的企业文化是鼓励员工做好人，且从制度上保障好人不吃亏，作出贡献就有相应的回报和奖励，即是强调“学习雷锋，不能让雷锋吃亏，不能让雷锋穿破袜子”。

而另一方面，华为不容许员工讨价还价的。员工必须以公司利益为最高考量，不计较个人得失。公司的各级主管在考评员工业绩和确定分配方案时，目标是使那些作出巨大贡献的员工得到应有的奖励和回报。

信誉档案有助劳资和谐

受访嘉宾

崔真基（广东省十届人大代表，广东正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记者（以下简称“记”）：《劳动合同法》对你的企业有什么影响呢？

崔真基（以下简称“崔”）：我们是建筑公司，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等相关规定，首先会带来企业运作成本的增加；其次是劳资纠纷会增加，随着工人法律意识的觉醒，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权，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专门寻衅索赔。

记：你认为《劳动合同法》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配套的地方么？

崔：希望《劳动合同法》在加大对企业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工人虚假信息的监管。目前存在着社会信誉程度不足的情况，新法的实施可能会加剧企业与员工的摩擦。建立和谐关系是双方的，我建议建立起社会信誉档案，具体做法是，当员工从上家流动到下家打工时，需要拿着上家的评语，无论到什么单位，都带着这个档案。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是暴露在社会里，员工对企业了解比较容易，但企业了解员工情况就比较难了。为了求职，一些劳动者可能会“过度包装”，到时货不对板，造成了企业损失。同时，社会信誉档案能制约员工的不良行为，因为上家评语不佳，会影响到他继续求职。

记：如何保障这个档案公平公正呢？

崔：《劳动法》规定企业章程要通过职工委员会的批准，社会信誉档案需要经过职委会签名，企业主和员工同时签名，三方认证生效。

记：它有什么作用？

崔：这不仅仅是解决合同法的问题，还能解决社会信誉的问题。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有了，但信誉却没有。

记：准备如何推广这个建议？

崔：一方面我会通过省人大以提案的方式提出来，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你们多宣传。

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还有什么对策？

崔：在员工试工期的考察更慎重，员工管理要更加专业，如果建立了社会信誉档案，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记：你觉得企业与员工最佳关系是什么呢？

崔：《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更多员工有望长期稳定在一间公司工作，“随意来，随意走”的现象减少了，企业对员工培训上可以加大投入。我曾经热衷于招收应届毕业生，并着力于培训工作，但后来发现他们有频繁跳槽的习惯，并美其名学习经验，但羽翼丰满了，他们就走人，很要命。其实现在公司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对它的依赖甚于家庭，做老板的希望大家认识到公司好个人才好，每个员工要像爱家庭一样爱公司，共同进退，情理法都融入公司的文化里。

保障劳动权益助经济增长

受访嘉宾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取得重大经济成就得益于“用工自由”，并担心《劳动合同法》对“用工自由”的限制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郭巍青（以下简称“郭”）：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必须保障劳动权益以维持经济增长。

原因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窗口”将在2012~2013年前后关闭，意味着需要扶养的长寿老人增加，低待遇会给劳动力人群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

原因二，支撑工人愿意在一个低待遇的标准下劳动的三个信念逐渐垮掉了，工人更着眼于眼前的保障。信念一，只要经济发展了，个人就会好。但贫富分化让这个信念破灭。信念二，尽管现在不好，但是将来会更好。现在打工者的第二代还是得打工，甚至更贫穷。信念三，我在这里不好，但是去到别的地方会更好。但是户籍制度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排斥，阻碍流动。

记：面对这样的情况，《劳动合同法》足够么？

郭：改善劳动者的待遇，政府可以做三件事：对企业加强管制、直接为劳动者提供福利、创新政府的组织结构。从《劳动合同法》看，政府更多是采取管制的方法，后两种方法很少采用或者根本不采用。以香港为例，“管制”用得最少，不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劳动合同法》，但是给劳动者有住房保障、社会福利、医疗保障，有政治上的投票权，劳工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记：对华为最近采取的大规模“自动辞职”事件怎么看？

郭：一方面，华为也许的确有消弭“工号文化”的需要；但是，在这个时间用这样一种手段，不能说和规避《劳动合同法》没有丝毫关系。

记：面对《劳动合同法》，企业主可以怎样做呢？

郭：企业主在人大、政协中的席位越来越多，企业主可以通过参政议政，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企业主可以提供更多与工人可以沟通对话的机会，支持工人间自助，加强对工人的培养和关心，减少摩擦。

长期合同不一定直接导致懒惰，如果有足够的培训，工人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自然更有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记：工人应该怎样做呢？

郭：工人要依靠同类人的组织。《劳动合同法》中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工人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工会主席争取自己在工会中的地位。随着权力的扩张，将来的工会是会更官僚，还是更贴近民众，要靠工人自己争取。

（编辑：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