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社会基础不是社会中的一些人消灭或制服另一些人，如“正义”的穷人消灭“原罪”的富人，或革命的“左派”制服反动的“右派”，而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多元并存和相互制衡。在多元并存与相互制衡的政治局面到来之前，必须有普遍存在着的权利复苏、公民觉醒和公民自治。
———杨光：《公民训政的一种图景》（
《公民》）
此次的个税起征点调整，却与民意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差，在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没有充分征求普通百姓的意见。此前我们已经说过，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其实就是国家和个人利益充分协商分配的过程。既然是利益协商，利益相关人就应该有充足的话语权，遗憾的是，此次个税起征点调整的消息，是直到审议前几天才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的，人们根本就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赵勇：《个税2000元起征，有前瞻性吗》（《现代快报》）
警惕资本由暴利走向暴力，正是这个时代的清醒。作为民建中央委员的周小弟，大概忘记了民建第八届中央主席成思危在今年1月已说过：“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晓宇：《警惕资本由暴利走到暴力》（《潇湘晨报》）
“不忘却南京大屠杀”，不但是中国方面的事情，同时也是日本国民应该直面的问题。日本作为亚洲现代化的先驱，为什么会走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道路？许多日军士兵在家里都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中会暴露出人性中魔鬼的一面？这些问题都远远超越了中日恩怨的表层，而切入了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深层。
———邱震海：《南京大屠杀：为何不可忘却？》（《联合早报》）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