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

近几天来，本报连续推出“中韩传统文化之争”专题，报道了这几年来一系列争夺中华文化遗产的举措，其中包括了抢注江陵端午祭为韩国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活字印刷术”是韩国发明的，论证孔子、西施、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这一系列的行动引起了中国网民和舆论的普遍关注。

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

韩国人的这些做法，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极端化，出自迫切地要到历史中寻找民族自豪感的动机。现在的东亚文化圈，共享着一个共同的文化体系。在东亚古代，是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四周扩展开去的文化体。这个文化体系有着自足体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下”。在中华文明的“天下体系”中，中原政权占据天朝大国的地位，而周围环绕皆蛮夷。今天的日本、朝鲜、越南等民族国家所在的地域，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中华的藩国和朝贡国。这些地区处在中华礼乐文明的边缘，沾染了礼乐文明的微光，有时候也在军事上超过中原的王朝，例如宋时的蒙古、明时的满清等等。但是总体上他们是认同中华文化的。

我们可以说，整个东亚文化圈共享着大量的中华文明的因素。当天下体系向民族国家转化，中华以及边缘地区纷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在回溯他们的祖先的历史上，当然与中华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类似于韩国江陵端午申遗，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但是，为了彰显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而篡改历史，便是非常荒唐的了。一个民族国家在其建构过程中，总会通过追溯自己的历史，展现自己的辉煌，以历史和文化为国家的软实力，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但是，其前提必须是尊重历史，不能损害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这几年，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高涨，例如在电视剧中把唐太宗塑造成为一个被韩军杀得负伤败亡的皇帝，例如在《韩半岛》这样的电影中把“民族”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都体现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激烈的民族情感，如果是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发生，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在和平时期，那无疑会想象敌人，制造不必要的纠纷。

中华文化圈曾经共享着极度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不应该成为纷争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今天的民族国家共享的财富。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当韩国在对中原传统民俗虎视眈眈的时候，我们今天仍然在继续破坏民俗，破坏旧城，破坏那些一线惟存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在“革命”的道德话语支配下，凡是传统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大量民俗的内容，类似于风水、拜神等等，都被纳入“科学”和“迷信”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接受猛烈的批判。

这种批判带来的后果，便是千年文明积淀，几至一线惟存。如果说“中韩传统文化之争”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我们有必要尽快抛弃那种机械的“先进”和“落后”的二元对立观，重新重视这片土地上各个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民俗风情、建筑风格、祭祀礼仪，乃至生活习惯，带着温情的敬意去看待它们，并且对之进行有效的保护。韩国对中华文化圈文化遗产的过度重视，已经向我们敲响了长长的警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