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元
有次回母校探望师长，席间聊起现在高校里的一些怪现象。母校的历史系本来在全国数一数二，老掌门人在近代史学界绝对是泰山北斗，只可惜“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章太炎语），传下的弟子似乎行政能力高于学术研究，开学术讨论会像在做项目报告，说为了争取某一国家重点科研立项，“知道名字的负责
人我们都联系到了，不知道名字的负责人我们也在联系”。台下的学术研究者们于是掌声雷动，摩拳擦掌地准备报选题。
母校因为是一所师范类院校，所以在这个综合性大学引领潮流的时代，不免有些落伍。2000年高校兴起合并之风的时候，本来打算联手一所理工大学挤进全国十强，无奈教育部不肯放行，结果自然是中道衰落。虽然挤进了“211”，但很难确保“985”，在本省的排名也逐渐跌出前三。领导人急于重振声威，现在就迫切希望“争办研究型大学”。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院校调整，之后无论怎么改来改去，总不脱离行政操作的惯例。在“高等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坚固堡垒”这一指导原则下，教育可以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实行产业化，但绝对不能放弃行政主导权去搞市场化。所以哪怕银行欠债2000多亿元，实在不行还可以卖地。反正有纳税人垫底，亏钱又不疼自己的肉。
前几年曾有大学校长抱怨自己“太忙”，说“除了火葬场”，什么事情都要管。环顾我们的大学校内，确实无所不包，一般规模的国企，恐怕还不好意思跟它们比。企业瘦身，高校增肥，深刻体现了国家对于“百年大计”的重视程度。至于大学到底应该办成什么样子，好像不是主要，反正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多不会去教书，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也大多不会去务农。同理之下，研究型大学做不做研究，也不能单凭多拨几笔科研经费来保证。
说到这里，越来越觉得教育产业化和住宅产业化这对拉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天生就像孪生兄弟。同是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救世主，也同是银行开仓降息时的蓄水池，最后都是“新三座大山”的排头兵。搞房地产要批地，搞学术研究要立项。地圈得越多，从银行能贷到的款就越多；项目立得越多，从国家拿到的经费也就越多；谁圈的地最多，谁的市值就最高；谁立的项目最多，谁的排名也就最靠前。
其实最明白这一点的，还是地方政府。搞教育和搞房产，都可以刺激内需、搞活经济、增加就业和巩固财政。靠大学搬迁和扩张圈地，再靠房地产开发去炒地，即促进城市扩张又有利于城乡结合，资源不仅合理利用而且还能循环发展。反正大学圈地有足够的政策优势，动辄一两个山头的地盘，哪个开发商看了都眼红。所以把两者联合起来搞大学建设，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捆绑营销一种模式。
唯一不同的是：教育没有市场化，出了问题主管部门无从卸责，只能再策划几个发展报告去向国家要钱，比如各地都在搞“世界一流大学”，好像以前每个县都要出个“郭沫若”。
房地产就不一样，房价高得老百姓受不了，必须得拖出几个开发商来垫背，实在不行就搞两处经济适用住房来平愤。反正中国还有人口红利，教育和房子永远供不应求的，市场总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换句话说，就算现在有点阵痛，拐点也迟早会到来。所以就算宏观经济再过热，教育产业和住宅产业的支柱地位都不会动摇，有了这样的底气，再天价的地也是有人拿的，再臃肿的大学也是可以办的。
（作者系房地产咨询行业从业人员）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