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执行：钟刚

符马活

诗人，国内著名图书策划人

曾参与创办北京磨铁文化公司、广州舞文弄墨图书公司

现居广州，目前仍参与图书策划工作

图书策划，北京牛广州傻

新快报：很多图书策划人都是从广州流向北京，而你在2005年却从磨铁离开，回到了广州，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回来的？

符马活：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愿意回到广州的，但是，我家庭在广东，我老家也在湛江，经过权衡我还是决定回到这边跟家人团圆，我之前在北京做得好好的，当时回来还是挺可惜的。即使到现在，我和北京的那帮朋友也保持着联系，在工作上沟通和合作也很多，尽管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两年，但是，我认为我还是有再去北京的可能。

新快报：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做出版，感觉会有不同吗？有着怎样的不同？

符马活：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北京信息量是比较集中，当然，现在大家都说网络化了，但是信息沟通起来还是真的不一样的，更重要的信息是来源于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在北京，你一出去都能碰到做书的，这样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广州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对手跟你竞争，跟你来沟通，你就憋在家里自己折腾，这非常可怕，你得不到朋友、得不到同行的信息。光靠在网络上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有价值的网络信息是同时散发的，北京肯定也获得了，他们在网络之外获得的你却不知道。第二，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对比不上北京，我在广州做书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往往你想做好一个选题，想找一拨人来写或者参与策划，你却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帮你来完成，当然，你可以找北京的人来，但是北京毕竟远了，在网络上通过电邮、QQ、MSN来沟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我当面和你聊，我在电话里怎么说那种感觉都是没有的，刺激不了我的感官。

新快报：你的力不从心主要是在沟通上？在“做书”思路和方式上是否有些不同？符马活：为什么北京特别适合做出版，往往就体现在北京有很多比较牛逼的图书策划人，信息量非常大，能够得到碰撞。选题是启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你一个人憋在家里想一个选题，包括广州做书的一些人，他们都挺傻逼的。像花城出版社让他碰到了一个《人体使用手册》，这是难得一见的，也绝对不是某个编辑一手策划出来的，它是碰出来的，刚好这一类型的选题被他碰着了，各种因素都适合了，这个运气是百年不遇的。但是在北京，我和沈浩波在一起是有计划地策划一本书出来，如果一本书经过你的策划，一个没有名气的作者忽然一夜之间众人皆知，这个才见真功夫。当年春树的《北京娃娃》、孙睿的《草样年华》都是我们这样策划出来的。再像现在的安意如，她是策划人特意让她来写的，很多都是书商附加给她的，如果不进行包装放在市面上，也是很普通的。现在市场上很多畅销书，我看了都会觉得恶心，但是我知道这个书在市场上肯定可以好卖的，我觉得这个书可以给我带来经济效应，有时候也会昧着良心去做一些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书不太好，但是它确实能给你带来经济效应。你是可以做一些比较高端的书，但是市场不走俏啊，卖不动，你赚不到钱啊，你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做这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力不从心的。

我们周围有几人还在读书？

新快报：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图书销售市场，书城当中买书的人也很多，但是，从广州出版机构的推书速度和这样强大的购买力却并不成正比，你怎样理解这样的现象？

符马活：南方的读者和北方的读者确实不一样，有些书在北京卖得好不一定在南方卖得好，南方人的阅读更注重对自己有帮助的、有实用信息的书，南方的书偏向于生活类的，北方的书偏向于文学、社科类的，比如余华的小说在南方肯定卖得比不上北方，南方的读者比北方的读者相对更理智一点，北方的读者是更疯狂的。青少年买书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他们会互相影响的，一个城市的阅读氛围会直接影响到青少年。转过来看我们周围的成人，几乎没多少人看书了，大家都忙着自己的生存，做生意的人会有哪个傻逼去买本书来照着做生意，都是靠和别人聊天来悟到的。近年来为什么上海的出版发展很快，是和这个城市发展有关，小资群体比较庞大，出的书刚好迎合了他们的胃口，但是，广州呢，有多少人在读书？

新快报：诗歌出版在你的出版中占有一个怎样的比重？

符马活：诗歌出版我一直都在做，而我2002年做的《诗江湖：先锋诗歌档案》就目前而言，还没有人打破这个销售量，当时首印是一万五，后来又加印了五千，总共两万册，最后退货有两三千，销量也达到了一万七左右，在目前单单靠在市场卖，包括杨克的《中国新诗年鉴》，即使卖得好的时候也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我是实实在在地发到下面的客户手上，通过市场流通做起来的，有些诗歌书籍往往是通过熟人圈子卖起来的，我不靠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诗集，当时我自己连样书都没有了，我要找回来留底还要通过其他的朋友找。

新快报：诗歌出版物大多销售很困难，你是怎样做到销量达到一万七的？

符马活：我只是把诗集中的某部分消遣化了，娱乐化了，它才能卖到这么多，如果我把这本诗集做成纯文艺的，读者肯定会拒绝买了。当时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就非常注重艺术感，现在的诗集也很少有能像我那本诗集设计得那么好，诗集中我也会选诗人的生活照、生活笔记，使得诗集更为丰富，而不单单是让读者全部读它的诗，我记得诗集当中还有沈浩波的剃光头记，让读者知道中国现代的诗人原来是这种的鸟样。我记得当时《诗江湖》出版后，我还蹲在三联书店做过调查，一大早过去买一个面包，我对每一个买诗集的人进行采访，不过他们没有一个是写诗的，他们觉得装帧挺好的，买了很有“品”。我觉得他买回去是作为装饰品的，真正读的是很少的，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文学情结的，比如现在的诺贝尔文奖项中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学奖。

新快报：作为一个诗人，你看到诗歌出版这样的情形，你会是怎样的感受？符马活：对诗人的认识，很多人还是会提到李白、杜甫，最终还是回到了唐朝，他们不觉得现在你写的诗是诗歌，其实就是因为有一帮傻逼写得太让人看不懂，写得太装逼了，所以他跟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在诗歌还是和自身的生活发生着关系的，从你个人的经验，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它都是有关联的，包括你个人生活的背景，都构成写作的要素。我也写过很装逼的诗，我真的可以不要生活，把自己关在家里制造一些新的词语和意念，一行一行地凑起来，这完全是靠个人在家里憋着写出来的，但是，现在你要写得好的话，还是要跟生活发生关系。现在广东很多装逼诗人出的一些诗集，我非常反感，这种诗歌还要他们来写？他们也非常不喜欢我，我在北京呆过，他们也讨厌北京的写作，他们也讨厌我，我也不跟他们玩。黄礼孩是我朋友，他们编诗集就不选我的诗，他们的几个编委是反对我的，他们写那种诗歌太容易了，这绝对不是吹的。

广州诗歌出版并没有什么独特性

新快报：如果你现在来做诗歌出版，和五年前会不会有所不同？

符马活：肯定会不同，我可能会更纯粹，我就会拒绝一些人，哪怕十个人在看都行，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无所谓，当时我还是想盈利，不亏本，现在对我们而言是亏得起，我会按照我个人的意愿来编得更舒服。这里面的读者是不是真的在读诗，我很在乎，我也不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喧闹的东西。

新快报：《中国诗歌年鉴》以及大量诗歌民刊的存在，使得广州诗歌出版比较活跃，这似乎成为国内出版界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符马活：我觉得不独特，广州实际上还没有让全世界或者中国感动的诗人，首先诗人本身不会让人说，这个诗人太牛逼了，我觉得目前在广州还没有，不管广东的诗人做了多少事情，出了多么大名气的民刊，我觉得这些都不构成广州诗歌出版的独特性，因为没有诗歌让大家感动，目前只是在一个狭小空间里的成长，就几个人在弄着一些互相骗钱的东西，哪有那么装神弄鬼，什么神经质写作，我挺讨厌这些东西。

新快报：你做的很多书都是和外地出版社合作的，为什么？符马活：我和本地出版社也谈过，条件苛刻一点，外面的出版社可能会觉得你这个选题好，大家谈得来。我和出版社没什么私交，也没有找哪个出版社的人会来玩，倒是和北京的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更多，出版人的饭局几乎没有，并且这样的饭局是聊不出什么东西的，和北方的玩法不一样，也许我去北京这么多年习惯了他们的玩法，广州太不好玩了。

符马活看广州出版

●我在广州做书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往往你想做好一个选题，想找一拨人来写或者参与策划，你往往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帮你来完成。

●现在市场上很多畅销书，我看了都会觉得恶心，但是我知道这个书在市场上肯定可以卖得好，我觉得这个书可以给我带来经济效应，有时候也会昧着良心去做一些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书不太好。

●现在广东很多装逼诗人出的一些诗集，我非常反感，这种诗歌还要他们来写？他们也非常不喜欢我，我在北京呆过，他们也讨厌北京的写作，他们也讨厌我，我也不跟他们玩。

●我和本地出版社也谈过，条件苛刻一点，外面的出版社可能会觉得你这个选题好，大家谈得来。我和出版社没什么私交，也没有找哪个出版社的人出来玩。

（预告明日推出《丹飞：我想组织一个出版人沙龙》）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