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晋清（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1956年党的八大后，党的民主集中制日益遭到损害，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这些错误被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为巩固已取得的“文化大革

1969年4月1日-24日，九大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大是中共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主要体现在：

1 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

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系统地叙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发展过程，总结、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报告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中共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下，九大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中国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号召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2 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正式定为基本路线

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否定了八大已经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

3 组织上严重不纯代表成员素质大打折扣

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的，全国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根本无法进行正常选举，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不少人塞进九大代表行列中。许多代表是由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成了九大代表。甚至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这样的代表只能助长“左”的情绪的发展，助长个人崇拜的狂热氛围，而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

4 对党的性质作了错误定性践踏党的宗旨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党定性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本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种形势下，九大却把党作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漠视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践踏了党的宗旨，也和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背道而驰。

5 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第九届中央委员170人和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斥在外。特别是大会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严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章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是一次大倒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新党章还砍掉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条文，不谈党员权利，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可见，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埋下很多隐患。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林彪急于抢班夺权，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林彪的野心被毛主席察觉，毛主席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予以制止。但林彪一伙不甘心失败，加紧争夺权力，1971年8月趁毛泽东去南方几省巡视途中，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被毛主席机智粉碎。林彪的政变计划破产，遂于1971年9月13日外逃，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此为“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是“文革”“左”倾错误实践的必然结果，促使更多的党员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