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志自由精神  

贺方

近日，深圳市警方在落实“轻罪打击机制”方面有重大突破，即公交公安分局对2次及2次以上扒窃作案、屡教不改而又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的盗扒窃嫌疑人决定劳动教养，最低1年，最长可达4年，有效惩治和震慑了盗扒窃违法犯罪活动。

不妨先看一个真

听起来是奇闻，说起来是笑谈，但这样的事情就这样悄然地发生了。事实上，小偷放弃劳动教养的惩戒去积极争取刑法的惩处，也是基于自利最大化做出的理性选择，而这恰恰暴露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重大缺陷。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劳动教养一般是1—3年，在特定条件下还可以延长1年。相比较而言，刑法中五大主刑中的管制、拘役甚至有期徒刑都会在如此长的“刑期”面前相形见绌。管制虽然在期限上没有“优势”，但其对当事人的人身限制显然更轻，而拘役最长刑期不过1年。即便是被判处有期徒刑，还有3年以下，或者缓刑等可能性。

对比之下，看似荒唐的小偷“主动求刑”，其实是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反讽着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不难想象，对于即将被深圳市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的小偷，也会如法炮制，有条件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让自己勉强够得上刑罚的标准，从而顺利地逃避漫长的劳动教养。

无独有偶，据不久前重庆市检察机关披露，有不少吸毒者在面临劳动教养惩处时，往往以供认轻微的抢劫、贩毒等罪行来“假自首”，从而为自己赢得接受刑事处罚的机会。一旦这种“求刑尴尬”巍然成风，真不知道《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制定者会作何感想。其实，按照我国《立法法》所确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或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原则，由公安部制定的这一行政规章，早已处于“越权立法”的状态。可是在《立法法》已经生效长达7年的时间跨度里，这样的“越权立法”依然还在发挥着它坚韧的法律效力，并且不断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法律荒诞”。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列入本届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其实就是为取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而生的。但是，如何确保其走出公安机关主导的行政化模式、如何实现其与刑罚的顺利衔接甚至说怎样让成熟的立法尽早出台，都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刻不容缓的工作，否则，一再上演的“求刑尴尬”将会是对法律最大的嘲讽。

（编辑：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