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有话说
■按照我个人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化率是36%,不超过38%。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特色,根源在于中国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根源也在于城市政府不可能把社会保障一下子、很快地覆盖到全国的农民,而且中国的城市政府为了减轻治安和卫生防疫的责任,也不允许自发
建成的贫民窟大量出现,这就使得中国避免了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
■我们应该对农民工进行重新定义,一方面是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之下来定义,但更主要的,是放在工业化的框架之下加以定义:农民工是就业地和居住重心长距离分离的劳动力群体。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年春节,中国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甚至是悲壮的返乡过节的场面。
■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有的条件,不是善心一发就可以自动具备的,它确实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的城市还不可能做到:城市来一个农民,就给他提供一份社会保障。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是全国一体化的,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土地私有不私有无所谓,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失业后有社会保障的话,那土地是否私有化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尚未实现全国一体化,那么土地私有化就是灾难,因为在中国,土地承担了农民自我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国家无力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连有些城市居民都保障不过来呢,而城市没有土地,如果再没有职业,这些城市居民的情况比农民还要糟糕呢。
■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推行土地私有制,那我们立即可以得出结论:首先,先失去土地的人不是富人,富人可能还要购买土地,失去土地的将是那些贫困潦倒的农民。———曹锦清
言论背景: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曹锦清教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专访谈农村“城市化”问题。
(编辑: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