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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茅于轼先生在报上发表了题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文章，文章认为“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因而主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文章发表后，引来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茅先生这种讲法是“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

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应强调的既不是“替富人说话”，也不是“为穷人做事”，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能不能给国民公平的公民待遇？换言之，我们能不能做到国内民众的公民一体化？

明眼人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社会的弱势群体最需要的救济，不是物质层面的救济，而是权利上的救济。有了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出自己希望的生活。阿基米德曾有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对一般民众而言，这个支点，就是公平的公民权利。因而，要真正消除贫富差距，化解阶级矛盾，其关键只能是平均权利，也就是说：一国之内，无分贫富，不管种族，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当然是指起点的平等，亦即基本权利的平等。至于终点，那就需看个人的努力跟把握机遇的能力了。

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弱者原本不需要任何施舍的，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原本可以在经济上自立。他们现在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不是他们懒惰，不是他们无能，而仅仅是因为权利的贫困。他们既缺乏与资本谈判的权利，也缺乏自由劳动自谋生路的权利。这最大限度地加剧了他们的生存风险，抬升了他们的生存成本。

解决贫富差距，不在“均富”，而在“均权”。所谓“均权”，就是指给社会成员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平均权利。换言之就是：不追求结果的公正（即所谓“均富”），而是追求起点的公正（即“均权”）。

“均权”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首先是让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读书和工作的权利。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博士跟一个文盲能享有同样的工作机会和工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加大对教育投资外，还必须放开民办教育，让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教育机会。

其次是让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要让人民举起自己的“手”自由地投票选择自己的管理人员，要让人民的“脚”有迁徙的自由，这样才能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生存的地点。保证了他们这两方面的权利，才可能真正产生一个能体现人民意志保证人民权益的政府，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提供一个自由发展追求财富的政治空间。最后，是言论权利的平等———人民群众有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并用自己的言论影响社会谋求公平的权利。

如果我们不着眼平权关键，却斤斤计较于贫富问题与该不该为穷人或富人说什么做什么，那么，我们不仅会蒙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之讥，还会因此错过改革机会，贻误社会顺利转型。

（编辑：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