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计白当黑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
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
最难当的，风险最大、负担最重。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与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
———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南方都市报》）
应当将工商、质监、医药食品监督、土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等都垂直管理。而实践中，这些垂直管理实际上只垂直到了省一级，结果使省级抗衡中央的实力越来越大，许多垂直部门在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下，成了省财政敛财的工具；而县市级政府职能被肢解。而事无巨细全由中央来管理，实际上中央包办基层的事，宏观管理微观的事，不仅管不了、管不好，反而具体事务的集权管理管出许多寻租和腐败来。
———《学习时报》：《地方须调整结构设置与中央合理分权》
西方及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制造”进行挑剔时，恰恰对准了中国的软肋———食品。假烟、假酒、注水猪肉、潲水油、粪便臭豆腐屡见不鲜，以致专家和大众都有“虽然有毒，但是少用无害”的无奈。西方的“检举”，会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是替天行道，进而加剧对中国各级政府执法不严的怨气，微妙的政治影响便开始发酵。
把政治上的“内外有别”、“抓大放小”应用于商业，是“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的核心因素，值得全社会反思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建设。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制造”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名字都会响亮起来。
———陈冰：《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联合早报》）
（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