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归根结底，并购的本质是企业、医院、学校等盈利性或非赢利性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技术手段。对待技术，我的观点永远都是切莫让技术牵着思想的鼻子走，人们应学会用好的思想和好的思想指引下的技术去实现优化环境、改变世界、创辟未来、造福后代的目的。非常遗憾，诸多发生

举例来说，合并九年之后、被誉为“天堂里的婚姻”的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以解体收场；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集团对泰国前首相他信家族企业臣那越集团的收购触发了泰国军事政变；卢森堡钢铁企业Arcelor的股东在抵制不住股票溢价的诱惑中向Mittal钢铁公司（英国印度裔大亨Lakshimi　Mittal掌控）的恶意收购屈服；如果《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无望提上议事日程，与作为国企承担社会责任表征之一的国企向国家分红、老百姓依法分享改革成果干系不大的类似中国移动收购香港华润万众电话有限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中石化收购齐鲁石化、扬子石化、中原油气、石油大明等四家前者上市子公司的行为仍会无度地继续下去；大多数靠并购孵化的我国的“巨无霸”大学或医院（普遍为国有）除规模令人印象深刻之余，其组织治理、管理水平、服务质量、风险抵抗能力、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等等方面皆乏善可陈。

此外，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研究发现（即“不同领域和区域的1200家标准普尔指数企业中，仅有400家企业在营业收入和股东价值回报的两项指标上，同时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见《世界大公司70％的并购失败》，第一财经日报，2005-10-27）、外资企业并购对中国名牌产品的致命打击（如熊猫、活力28、扬子、香雪海、孔雀、豪门、美加净等一个个中国本土品牌在外资并购中迷失和没落）等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理念缺公益性、主体缺乏稳定性、实践缺乏利他性的并购活动极容易对目标或并购企业股东、目标或并购企业股东以外的的包括职工、管理层、竞争者、社区、政府、国家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伤害的道理。

所以，人们最好把并购当做社会问题来看待，能够为企业、医院、学校等机构是否进入并购程序制定决策的人们尤需如此。我认为，并购的成功不仅仅体现于并购合同得到签署、当事方降低经营成本、当事方竞争力、市场份额、营业收入或股东价值回报得到提升等短期因素上，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并购双方或多方确保利益相关者权益、并购双方或多方社会责任感与经济效益持久共存的实力。当然，成功并购的背后需要决策者有良好的组织治理思想、并购各方有良好的组织文化、并购各方周边有良好或持续向好的社会环境。试想，一味追求超额利润、攫取市场份额、压制竞争对手的并购--其往往是恶意并购——对消费者、对企业、对社会、对国家有何裨益？

只可惜，针对并购，我们的社会至今还没有形成颇为一致的思想认识，正如思想和技术的关系难以为公众厘秩一般。人们在反思并购如何较优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时候有没有考虑社会须为并购的展施做些什么？以学术界为例，恐怕惟有商学院对并购现象情有独钟，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课堂是不大关注并购的利弊根源的。然而，商学院对并购现象的研究视角能取代观察并购现象的其他社会视角吗？假如商学杂志上总充斥着"并购是进攻壁垒森严的市场的法宝"等诸如此类的幼稚说教，我想读者便该不难回复上述疑问。

（C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