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爱的儿子在“9·11”事件中不幸遇难后，这位坚强的母亲决定做一件她认为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与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不同，她选择了前往阿富汗当地办学校，让那里的女孩们有机会受到教育。

“我站在这里，直面那些恐怖分子。加强这里的教育是阿富汗的未来。加强他们的教育条件，不正是对

2002年复活节过后不久，莎莉和唐纳德·古德里奇夫妇家中的悲伤还没有真正散去。春天已经来临，但他们自己仍然犹如身处一场迎接远方亲人归来的仪式当中。

他们等待远行归来的是他们的儿子、33岁的彼得和他的妻子。时间要追溯到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一起乘坐美航175号航班回家。彼得一向不太喜欢乘坐飞机，因为他总是担心会发生空难或者劫机一类的事。但不幸是，越是不想发生的事，却越是要让他碰上。他所乘坐的美航175号航班成为“9·11”事件中第二架撞向世贸大楼的飞机。

几天后，曼哈顿下了一场雨，冲刷着世贸大楼遗址上依旧冒着的青烟。莎莉和唐纳德相互拥抱在一起，他们痛哭流泪，心中充满了绝望。

他们花费了很大力气才重新振作。在经历了这番痛苦后，他们决定开始自己的一项新旅程，以此来抗议肆虐全球的恐怖主义。他们知道，在天堂的彼得也会希望他们这样做。他们打算前往恐怖主义的发源地。

64岁的唐纳德是一名律师，一开始，他组织了一群“9·11”遇难者家属，向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提出索赔。后来，他又前往华盛顿，站在国会外面，大声宣读他的要求及宣言，并大声向恐怖主义发出抗议的声音。

2004年8月，莎莉开始踏上了前往阿富汗之路。

莎莉希望了解，在这片经历了30年战火的土地上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她也希望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仍然选择了忍受？她希望拥抱这里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她想了解他们的需求。而且，她也要竭力去帮他们完成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作为一名教育家，带着爱儿丧生的悲痛，她开始了一段阿富汗教育之旅。

刚到阿富汗时，莎莉的情绪还处在非常低落及伤痛的状态之中。她一想到这块土地曾经是害死她儿子的凶手本·拉登藏匿过的地方，她的心情就无法平复。有时她还会想，现在在她身边的普通阿富汗人会不会也曾经帮助拉登避难呢？但很快，仁慈的心使她很快理解，阿富汗人民并非是“9·11”事件的元凶。

唐纳德和莎莉决定筹集25万美元在阿富汗建立一所学校，准备招收500名阿富汗女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此外，他们还积极筹款，准备建立另外两所学校及一所孤儿院。在塔利班政权统治期间，生活在这里的女孩们是不被允许上学的。“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塔利班政权倒台。

新兴的阿富汗民主体系首要做的就是恢复他们以前的教育制度，让女孩们回到学校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阿富汗有着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莎莉与唐纳德选择在阿富汗最保守的普什图部族地区建立他们的学校。他们知道，在这个特殊的地区中，一所学校是迫切需要的。

彼得·摩根·古德里奇出生于1967年10月1日，那一天，正好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一场关键比赛，莎莉生下彼得后问的第一句话居然是：“谁赢了？”

在家庭相册里，少年时期的彼得是个个子高高却带着害羞笑容的男生。莎莉与唐纳德说，彼得是个很讨厌暴力的人。在他读中学时，他就对那些专门欺负弱小的学生深恶痛绝。彼得还是个国际象棋高手，大学二年级时，一位也是下国际象棋的同学仗着自己的水平比其他人高便傲慢无礼，彼得看不过眼，努力提高自己的棋艺，最终打败了那名同学，也替其他同学争了口气。

大学二年级的象棋比赛胜利，让彼得更加坚定自己的“正义之路”，他一直渴望在人群当中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公正与公平。他博览群书，包括哲学、文学及许多其他方面。因此，他一直有着无穷无尽的求知欲望。唐纳德说：“他一直想解开生活中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题。”彼得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都有着友好的关系，塞尔维亚人、叙利亚人、东正教徒、犹太人、锡克教徒等等，他几乎能处理好与每一个人的关系。人们都认为彼得是一个重视友谊的人。他从不歧视文化与宗教间的差异，经常把他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带到自己的温暖的大家庭中。

在贝茨大学毕业后，彼得开始学习《可兰经》，并且用英语对穆斯林书籍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仍然将《可兰经》保存完好。但谁会想到，他一直致力研究的先知也无法预示他的命运，更讽刺的是，将他害死的却是一伙声称信仰他一直研究的先知的狂热信徒。

莎莉与唐纳德最后一次见到彼得是在“9·11”发生前的一个周末。那个周末，古德里奇一家把家搬到了本宁顿，彼得是回家帮父母搬家的。当搬家工作结束后，彼得如同往常一样跟父母道别，并且给他们每人一个招牌式的拥抱。

没人知道那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彼得出事后，莎莉与唐纳德度过了暗无天日的三年。这三年间，他们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沉浸在丧失爱子的悲痛之中，莎莉甚至开始酗酒，以此麻痹自己。

她曾经向神做过祈祷，祈求上天怜悯她，并将她拉出灰暗的低谷。但祈祷过后，她的心中依然一片空虚。

2002年春天，古德里奇一家收到政府的消息：在世贸中心废墟中发现了一块可能是彼得残留的骨头。经过DNA检测后，这块骨头被证实是彼得的。从那时起，莎莉与唐纳德开始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彼得真的死了。莎莉开始戒酒，但她身边依然一直笼罩着气愤与绝望，她一直处于悲伤的极端点。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莎莉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莎莉说：“当时我感觉我的人生完全被毁了。生活、信仰、生存能力等等，我全部失去了。”

2004年8月的一天，莎莉从颓废中振作起来了。

这一天，莎莉和唐纳德收到彼得的一位童年好友，军人拉什·菲尔森寄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菲尔森当时在阿富汗服役，“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彼得的死对他也是一次极大的震撼。邮件讲述了菲尔森在阿富汗的经历，并且描述了阿富汗那些无家可归、无学可上的孩子们的惨况。

莎莉说：“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我知道，如果彼得看到菲尔森的这封邮件的话，他一定会回复。于是我决定以他的名义来进行这一切工作。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彼得的灵魂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

一开始，莎莉与唐纳德在美国筹资，然后把钱汇给远在阿富汗的菲尔森。渐渐地，莎莉希望自己能够参与更多的工作，她打算亲自创办一所学校。2004年，古德里奇一家开创了彼得·古德里奇基金会，并且为这个计划筹款18万美元。威廉姆斯学院的教授戴维·爱德华兹向他们提供了帮助，教授的研究助手米卡尔曾经是联合国阿富汗问题顾问专家，他们一起帮助莎莉实行她的计划。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两位专家提议在洛加省建造一所可以容纳500名女学生的学校，地点距离首都喀布尔开车只需要1小时时间。2005年底，学校工程终于完工。2006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除此之外，基金会还筹集了7万美元建造了另外两所学校、一所孤儿院以及在库纳省挖了一口用以解决当地人饮水问题的水井。

此时，莎莉的卵巢癌并没有好转，癌细胞依然在她体内猖狂。对于自己的阿富汗之旅，莎莉说：“或者这并非一次信仰之旅，但这的确是一次让我的信念回归的旅程，而且也改变了我的信念。我开始思考自己的信仰，从更开阔的层次去思考。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描述，我只知道自己现在想做的就是帮助他人。”“在教育上帮助这些代表着阿富汗未来的孩子们，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再次回归。我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感激他们。”

三年来，莎莉总共前往阿富汗三次。

2007年4月14日，在保镖和阿富汗福利发展协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莎莉再次向她创办的学校出发。临行前，她收到在阿富汗的朋友的邮件，那可是个坏消息———塔利班对她学校里的学生发出了死亡威胁；一名意大利记者被绑架，他的阿富汗翻译被砍了头。但莎莉毫不畏惧，尽管她知道四周充满了危险。她一直在抽烟，但那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平复自己内心的激动。

莎莉说：“学校的学生们甚至每天前往学校都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呆坐在家里了，我要不惜一切，去陪她们一起渡过这个难关。”临行前，她朝自己的行李箱放进他们自制的果酱，还有一些是要带给阿富汗一大帮朋友们的书籍和药物。

她还给三个阿富汗家庭带了礼物，这三个家庭的孩子们已经被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并由莎莉负责监护。这3名十多岁的孩子现在已经被莎莉认同为自己的家人了，她们都很担心自己在阿富汗的家人会受到塔利班的攻击。对于阿富汗的那所学校，莎莉也已经将其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是莎莉在阿富汗延伸的家庭。

“我必须去。”莎莉坚定地说。

4月13日，莎莉从纽约出发，经迪拜中转的飞机最终降落在充满烟尘和炽热的喀布尔。莎莉的行李不见了，而她也已经筋疲力尽了。对于这次来到阿富汗，她还是感到有一点恐惧。在机场，与她居住的三名阿富汗孩子的家人和她在阿富汗的

朋友们热情迎接了她。其中有阿富汗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阿富汗福利发展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与莎莉一样都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教育及民主建设，莎莉的学校便是由他们协助筹款建造的。学校的课程由阿富汗教育部门负责设置。

当莎莉走下飞机时，她几乎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她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改变，也看到了她的阿富汗朋友们的改变。

索拉亚是寄居在莎莉家的阿富汗学生之一，她的母亲莎里法眼中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6个月前，莎里法与她的丈夫还有五个孩子收到了塔利班的死亡威胁，原因是她是莎莉的女子学校中的一名英文老师，并且她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全家人都感到非常害怕，他们还搬了家，现在在喀布尔安家。

在炎热的停机坪上，莎莉与莎里法紧紧拥抱在一起。两位母亲一起分享着她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分享着远在美国的索拉亚对未来的憧憬，分享着每一位努力要求得到教育权利的阿富汗女孩对未来的展望。

离开机场后，越野车把她们送到了阿富汗福利发展协会的办公室。近期，整个阿富汗的安全环境差了很多，包括学校所在的洛加省，塔利班对它不断发出了威胁。

在洛加省，关于禁止女孩们去上学的威胁警告也越来越多。5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路边炸弹炸死，南方的自杀式炸弹事件越来越多，塔利班一直持续破坏着沿路的警察站点。正因如此，莎莉的所有朋友们都劝说她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但是莎莉觉得自己无法放弃自己的想法，她渴望见到学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这就是她到这里来的原因。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专门的保卫人员陪伴着她。到学校参观的日子一改再改，而且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不能很长，但是莎莉依然坚持一定要到学校去。

莎莉说：“这不是我的旅程，这是彼得的旅程。他不希望恐惧挡住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感到恐惧了，那么就是恐怖主义胜利了。”她微笑着说，仿佛自己所在的并非一个随时充满着危险的地方。“彼得一定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前进。”

莎莉的车队通过了军事检查站，那里的路边通常是最有可能埋地雷的。在这个国家经过30年战火的摧残后，这一带地方早已被炸得千疮百孔。而现在，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平静后，附近还多了一片果园，绿油油的园林让莎莉仿佛回到了自己在美国的家中。

莎莉说：“这里很漂亮，看到这片土地，让我充满了力量。受伤是我与这个地方的共同点，共同的伤害让我们连接起来。来到阿富汗，让我更进一步懂得了什么叫做伤害。阿富汗人民非常了解这一点。”

然而，莎莉对于阿富汗的巨大热情却无法得到她的家人的理解，为此莎莉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一些人觉得她的旅程是幼稚且不顾后果的，从而让自己身陷险境。有人还会问她，她是否意识到她所深深热爱并且投入的这片土地上，还有着不少仇视美国人的穆斯林。

每当有人问她这些问题时，莎莉总会感到气愤，她会用坚定的声音回答：“我站在这里，去直面那些恐怖分子们。‘9·11’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美国人应当投入更多，去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化的阿富汗。加强这里的教育是为了阿富汗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作为一名‘9·11’事件受害者的母亲，同时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谁能比我更适合做这件事？”莎莉认为，恐怖分子把儿童招募到他们的军队中去，不让他们接受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自杀式炸弹杀手。“恐怖分子能够这样做，就是抓住了他们未受过教育这一特点。加强他们的教育条件，不正是对抗恐怖分子最好的方式吗？”

莎莉的学校建在山里，这天天气晴朗，学校里的女孩们都在操场上游戏着。这里有着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女孩们，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女中学生。见到莎莉到来，女孩们都异常兴奋，她们不停地冲上来拉住她的手。女孩们身穿统一的黑色校服，头上裹着白色的丝巾，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校长是一名叫做莎玛的女子，她站在所有人前面，走上前与莎莉拥抱。但很快，莎莉又被女孩们拉住，大家迫不及待想向她展示学校里一切的建设发展。

很快，女孩们的上课时间到了。四年级的女生正在教室里用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的达里语背诵着课文。另外一种官方语言是普什图语，这也是这里大多数女孩们的母语。在另外一间教室里，女孩们正在上英语课。莎莉与校长手挽手地漫步于学校当中，她询问了学校的学习计划和课程安排。作为一名教育学家，莎莉很关心这些细节问题。接着，她们召集了部分学生一起开会，研究她们的课程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关注她们的安全问题。

14岁的帕斯塔娜充满信心地大声发言，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她仍然记得2001年前在她身边发生的一切。那时，国家由塔利班政权控制着，而女孩们是不可能进入学校的。她用普什图语说：“那时的生活很烦闷，而我也感到很气愤，但我们没有权利气愤。我们全家都很怕塔利班，怕他们把我们关进监狱去。”

当被问到她希望用她学到的知识去做些什么时，帕斯塔娜说：“我希望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这样我就可以反抗那些要把我们带回到过去那种生活的人，也可以反抗那些企图摧毁我们国家的人。”

稍后，莎莉和校长以及村长就安全问题进行了谈话。校长认为安全问题是日后学校发展的一个大隐患，但她也向莎莉保证，学校现在的保护措施做得很好，因为学校距离军事驻点不远，同时校内还有私人保安。

这时，校长从她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可兰经》，这个版本跟之前彼得拥有的那个版本一模一样。彼得的那一本，现在正摆在他的遗像旁边。莎莉打开《可兰经》，翻到彼得最喜欢的章节。她用自己颤抖的声音朗读起来，很快，她就控制不住地又流下了眼泪。校长走过来，拥抱了莎莉：“我们大家都在为彼得祈祷，他一定已经安息了。”

（欧志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