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日前，广州某报的一篇题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的报道经各种渠道以讹传讹，最后竟变成了“吃香蕉致癌”这样的恐怖传言———消息、传言、谣言铺开的结果就是：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据不完全统计，自3月13日某报消息见报后的43天里

像过去一样，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谴责发布了这些新闻的媒体，因为按照惯常的思维定势，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而媒体只要基于“合理怀疑”，似乎大可在“提出预警”的层面上来进行自我辩护，从而无视其可预见但从逻辑上却无法控制的后果。

事实上，至少是在“蕉癌”事件中，媒体的报道与读者对新闻的解读典型地展示了一种风险社会下的“现代性情境”，而蕉农的巨大损失不过是现代性逻辑支配下的风险社会所要求的媒体及专家的责任伦理缺失的逻辑产物。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现实，这一点，只要想想“非典”、“禽流感”就会明白。

在这样的社会里，风险不仅仅基于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行为的后果，不仅仅基于知识碎片化、专门化所必然带来的无知，而且还基于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世界。这就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很熟悉的一切，实际上都很陌生；而在心理上，不仅未确定之物对我们具有某种危险，而且其后果在我们控制之外的行为，只要未获一套让我们依赖的话语的支撑，它本身就是风险。

这种风险实际上已内化到我们的心灵深处。如果我不能确信香蕉无害，那我就不敢吃它。而我的这种确信一是基于经验，二是基于关于香蕉的知识的正确性。但事实上我的经验对于我来说并不具权威性，只要有一种权威话语不支持它，它便易被颠覆；而我对香蕉也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因此，我对香蕉不会有害的确信极易受到专家话语的影响，因为这种专家话语几乎代表了关于香蕉的正确的专业知识。

媒体和专家成了当代中国的“神甫”，他们左右和制造人们的判断。而他们的结合更具“权威性力量”，这就是很多媒体热衷于引证专家观点的原因。不能期待人人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涉及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这类事情上，只要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观点对公众的经验构成了某种质疑，他们曾有的确信便容易被消解，这些报道和观点所具有的模糊性、暗示性、隐喻性在公众的解读中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变形、夸大，最终变成谣言，从而通过人们的恐惧心理冲击社会—经济结构。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在那篇报道指向的背景及其语境中，“蕉癌”是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比喻，而专家所说的那些话也不是什么学术观点，通过“禽流感”等的恐惧效应，他们应能预知自己话语的“权威地位”及在公众解读中的逻辑后果。

（作者系知名青年学者）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