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奥运圣火，是一场玩过了头的游戏。过了头，就没有道理了，就打动不了人了，就被动了；过了头，就会激怒大众，就会受到唾弃，就会遭到怒目。过了头，就会危害奥运精神，就会破坏体育的纯洁，就会不见谅于世界。就算拉得出美国来遮挡，也遮挡不住真相。更何况，美国岂有愿意为台湾背黑锅的可能！在美台关系中，
台湾利益永远要让位于美国利益。这是谁都知道的。
———钟维平：《美国会背负台湾拒绝圣火恶名吗？》
国际司法实践说明，作为曾经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犯罪的国家，没有任何回避赔偿的权利，并且，这种追诉不受时效性限制。中国原劳工和慰安妇及其家属在日本的诉讼虽遭失败，但还可以寻求本国和国际司法途径继续抗争。
———周永生：《战争犯罪国家无权回避赔偿》
之所以太多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宁愿冒着“道德绑架”或者被“绑架”的风险，选择直接资助而非道德中介，就在于目前的“道德中介”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捐助者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在不能确定自己道德愿望能否如愿以偿时，不得不选择最可能不被“资金截留”但也是“道德风险”最高的捐助方式。
———志灵：《捐助者为何容易遭道德绑架》
中小学生自杀无疑是一出悲剧，但比这出悲剧更可悲的则是舆论对悲剧的无限放大与偏激隐语。如果罚抄单词的结果是要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负责，这是教育之悲、社会之痛：因为，在这种失衡的权责关系背后掩盖了社会性悲剧的病因，一个倒霉的老师或者一所倒霉的学校，究竟是谁的殉葬品呢？我们见不得一个孩子的轻生，却习惯了生命教育的苍白；我们见不得一个教师动用惩戒的权利，却宽容了森严职场里私权的落差；我们夸大着孩子轻生的教育之因，却放任着社会对孩子的口是心非……
———邓海建：《谁都不会是放大社会性悲剧里的赢家》
（日京／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