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着耻辱沉寂了数十年后，这些由纳粹“生命之源”计划遗留下来的所谓纯种“纳粹婴儿”终于打破沉默，勇敢地说出他们的亲生父母。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63岁的贡特拉姆·韦伯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他的父亲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担任纳粹党卫军少将，二战结束后，他的父亲虽因战争罪被判处死刑，却成功逃脱了。

家庭临床医生吉塞拉·海登雷希的父亲也是纳粹党卫军，她母亲与已婚的父亲通奸后怀上了她。海登雷希直到成年后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韦伯和海登雷希只是千万个被称为“纳粹婴儿”中的一员。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数十年来，作为纳粹的后裔，他们遭人蔑视，身份不明更使他们痛苦万分。

这群如今都已年过六旬的“纳粹婴儿”是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源”计划的产物。这一计划是希特勒推出的人种优化政策的一部分。

如今，这些“纳粹婴儿”开始公开找寻他们的亲生父母。

11月4日，超过30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纳粹婴儿”在该计划其中一个产院所在地、德国东部城镇韦尼格罗德首次举行了一次特别的聚会。组织这次聚会的是一个名为“生命痕迹”的自助组织。该组织于两年前成立，旨在让“纳粹婴儿”分享彼此的故事和他们寻找亲人的经验，为他们提供帮助以及揭露“生命之源”计划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知道他的身份，令我没有自尊”

今年63岁的贡特拉姆·韦伯是来自柏林的一名创意写作教师。几十年前，他就知道他母亲在谈到他父亲时总在撒谎。带着巨大的疑惑，韦伯甚至仔细地翻看过历史书籍，找寻二战德国士兵及妇女集中营的图片，希望从他们当中辨认出自己的父亲或母亲。

“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是（纳粹时期）为德国空军服务的一名货运司机，从来没有开过枪，当年在克罗地亚运货时误踩地雷被炸死。’她告诉我，在1938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乘着马车来到教堂，举行了婚礼。”“她说她不愿过多地谈论他，因为失去他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韦伯说，“但她没有保留关于父亲的任何文件或照片。”

偶然的一个机会，韦伯从他的继父口中得到一点线索，于是他做了一些调查，终于在58岁那年发现，他原来是一名“纳粹婴儿”，而他的父亲是一名被判战争罪、于1949年被波兰法庭宣判死刑的纳粹党卫军少将。但他的父亲成功地逃到南非，1970年死于阿根廷。

“从那天起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战犯，”高大腼腆的韦伯说，“他是一个纵欲的男人，而纳粹党卫军为他提供了那样的机会和条件。我猜我母亲爱上了这个有权势的军人，他显然对于任何妇女都来者不拒。这令我感到没有自尊，孤独而且迷茫。然后我参加了一个这样的聚会，发现原来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痛苦，”他继续说，“和你们分享这些感受极大地减轻了我的痛苦，尽管我还未能摆脱内心的自卑感。或者10年以后，这种自卑感会消失。应该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纳粹婴儿’都知道这个组织，因为它能帮助他们。”

“幸好他不是战犯，对我而言是种释放”

许多“纳粹婴儿”一辈子都在试图找寻有关他们家庭历史的真相，想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否是战犯。他们自卑，与养父母疏离，或因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以及与臭名昭著的纳粹项目扯上关系而感到羞耻。

周围人的疏远令许多“纳粹婴儿”缺乏安全感以及家庭温暖。62岁的沃克·雷德是在柏林出生的一名“纳粹婴儿”，他说：“我的前半生都是在跌跌撞撞中度过的，直到50岁那年遇到我的妻子后，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变。”

雷德是一名弃婴，他母亲在一所“生命之源”产院产下他后便离开了他。1945年，他的养父母抱走了他。“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孩子帮助他们越过苏联地界，搬到西德。”雷德说。那对夫妻后来将他转交给一个儿童之家。2001年，他的妻子鼓励他到韦尼格洛德找寻他的生母。

“我们很快得知她住在韦尼格洛德的一家老人院里。我到了那里，她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后，我时常到老人院看她，但她仍不愿谈论往事。我感到痛苦和愤怒，但我妻子帮助我很好地控制了情绪。至少我知道我的父亲不是一名战犯，那对我而言是一种释放。他是一名警察，甚至在1936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当时，那是相当反常的。”

进入“生命之源”产院的条件与加入纳粹党卫军的条件一样严格。妇女必须证明她们及孩子父亲的祖父一代都须具有雅利安血统。现代化的设备和专业化的服务更增添了这些产院的“吸引力”。

这些“纳粹婴儿”通常在纳粹党卫军的宗教典礼上接受洗礼，当他们的母亲宣誓效忠纳粹精神后，他们的身上便打上了纳粹的烙印。

“他是纳粹，但首先是父亲”

家庭临床医生吉塞拉·海登雷希是一名“纳粹婴儿”，她的父亲是纳粹党卫军军官，母亲是参与“生命之源”计划的普通妇女。1943年，海登雷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家“生命之源”产院出生。三四岁的时候，她无意中听到别人叫她“纳粹党卫军杂种”，那时，她开始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她的母亲在与一名已婚的纳粹党卫军军官通奸后怀上了她，随后便从巴伐利亚来到奥斯陆的一间“生命之源”产院，秘密生下了她。母亲一直拒绝回答女儿提出的有关父亲的问题，海登雷希直到成年后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海登雷希称，自己对亲生父亲的反应帮助她理解了为什么当年如此众多的德国人生活在纳粹残暴统治的阴影下。“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个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冲向他的怀抱，我的脑子里想的是：‘我有父亲了！’”海登雷希在聚会上告诉大家，“事后我责备自己怎么不去想想我的父亲是谁，我从来没问过他做过些什么。我当时的反应帮助我了解了那个时期的妇女为什么盲目地参与那个邪恶的计划，而忽略了身边发生的可怕事情。”

最重要的是说出真相

在德国和奥地利，总共有14所“生命之源”产院，这些产院都分布在盟军炸弹覆盖不到的小城镇上，因此很安全。在挪威也有9所产院，纳粹分子鼓励德国士兵与有“维京”血统的妇女结合，培育“优良品种”。

纳粹党人鼓励妇女多怀孩子。10年内为“生命之源”计划生下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将获得“荣誉卡”，该卡允许她们购物时插队，在缴纳房租时享受折扣优惠。此外，持有该卡的妇女和她的丈夫还可享受低利率的国家贷款。除“荣誉卡”外，“生命之源”计划还设有“母亲十字架”奖章：生4个孩子将获得铜奖牌；生6个将获得银奖牌；生8个将获得金奖牌。

一般来说，“纳粹婴儿”的母亲都拒绝谈及“生命之源”计划。“她们筑起谎言的高墙，然而总有人试图拆除这堵墙。这对她们来说总是充满危险，一不小心她们就可能连命都丢掉，这就是她们不说的原因。”海登雷希说。

许多“纳粹婴儿”厌倦了听母亲编织的谎言，不再问有关的问题，并选择继续他们的生活。但现在到了暮年，好奇心再次涌上心头，而且，他们已能够更超然地面对过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是对年轻时的疑问越来越感兴趣。我们的资料都曾被纳粹党登记在案，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到档案馆和权威机构获取有关我们身世的信息，”“生命痕迹”主席彼得·诺曼表示，“最近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试着找寻有关自己身世的真相。”

海登雷希表示，她希望德国的年轻一代能了解他们的过去，并坚决抗击最近在地区选举中兴起的新纳粹党派。“近年来，小学生感觉纳粹历史离他们越来越远，这令我感到震惊。关于那段历史他们知道解很多，但这些悲惨的历史却难以唤起他们情感上的共鸣。对他们而言，那些历史就像古罗马一样遥远。”

“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讲述我们的故事。”海登雷希说。

（专题撰文　路易）

上图：63岁的贡特拉姆·韦伯。

上图：纳粹严格控制所谓的“优等”雅利安人，甚至用尺子来量脸的长度。

上图：家庭临床医生吉塞拉·海登雷希。

■“生命之源”计划

“生命之源”秘密计划形成于1935年，是德国纳粹人种净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牵头，目的是在全欧范围制造“优等”雅利安人。8000多名在德国出生的婴儿以及大约1.2万名在挪威出生的婴儿是该计划的产物。该计划还包括强迫有遗传疾病的德国人绝育以及屠杀600万犹太人。

“生命之源”计划的法令声明，该计划鼓励“纯种”家庭多生孩子。其中约60％的产妇为未婚妇女。纳粹利用当时社会不接受未婚先孕的现实，为她们提供秘密分娩的地方，将新生儿从母亲手中夺走，送到纳粹党徒家中抚养。“生命之源”计划甚至还拥有登记系统，保证所有“纳粹婴儿”父母的真实身份不被泄露。绝大多数文件都在二战结束前被销毁，加上许多参与该计划的雅利安母亲拒绝向她们的孩子透露该计划的细节，因此，“生命之源”的真相便成了一个谜。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