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金庸的武侠创作，二十世纪的文坛必将失色不少。他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曝光率极高的“当红”明星。这个如此执着于编故事的高手，这次将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杨：作为人生的境界，您现在最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
金：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希望把学业告一个段落之后，平平淡淡过生活，过一点清闲的生活，能够游山玩水一下。
自从16年前卸任《明报》社长后，金庸把更多的时间分给了社会活动和各地游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1999年他受聘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并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此后，关于金庸的学术水平和任师资格的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之一。2004年底，金庸辞去了浙大职务，开始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8月，在这位专注的好学生暑期放假期间，杨澜在香港二度采访了他。
韦小宝的命运 还是不让他“家破人亡”
杨澜（以下简称杨）：查先生，非常感谢您在8年之后再一次接受我的访问，还是在这个办公室，还是有无敌海景。
金庸（以下简称金）：希望再过8年，我在16年之后再见到你，但不一定，可能这个办公室没有了。如果8年之后我再有价值，你觉得访问有意思，我跟你聊聊天，很高兴的。
杨：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
金：有过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武侠小说修改了7年，我全部改完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15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大概有时候要改大半年，所以前后改了差不多7年。《鹿鼎记》我酝酿很久，常常也觉得有很多年轻读者写信给我，他说我最喜欢韦小宝，我想模仿韦小宝，所以我觉得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感染。因此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局最后大大修改一下，我想了故事，我想写韦小宝他喜欢赌博了，他现在很有钱了，我想写他赌博遇到高手，人家骗他，他钱输得很厉害，而且他跑到云南去，我想写碰到他几个老朋友，有个老朋友敲他竹杠，他就给钱了，老朋友很坏，要把他抓到北京去见皇帝，他就很怕，我想写他很倒霉的时候，他几个太太逃走三四个人。
杨：逃走三四个人，还有三四个人留下来。
金：我想使他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点，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实际上我写小说人家赞不赞赏我不去理，但是人家的反对我觉得很有理由。
杨：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金：他们认为《鹿鼎记》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叫人家学哪一个，韦小宝也不是正面的主人公。我一直主张写小说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所以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生存，这种人中国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主要是写阿Q的一种精神胜利法，我就觉得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要赚钱，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
杨：所以您决定不改这个结局了，还让他继续有着七个老婆和很多的钱财。
金：是。
大英雄的命运 也有卑鄙的一面
杨：最初开始写武侠小说，这个时候是为了一个乐趣是不是？
金：最初是工作上需要的，我在《新晚报》做编辑，我跟梁羽生是好朋友，也是《新晚报》的同事，常常谈武侠小说，人家知道我对武侠小说很懂，所以他写武侠小说写得很成功，他不写了要我接上去，我就接下去写。
杨：你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到那么受欢迎是吧？
金：不知道，我就试试看，我从来没写过小说。
杨：那时候用什么时间来写呢？
金：写这样一篇连载大概只要一个钟头，什么时候都写过，吃过晚饭，睡觉之前，下班之后。
杨：你会不会写到自己也很兴奋的那种状态？
金：也很有兴趣的。
杨：你觉得写到哪一本小说或者是写到哪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决定必须要这样写下去，对自己有很强的信心了？
金：《书剑恩仇录》一开始写，我就准备写陈家洛，还有霍青桐跟香香公主一对姐妹，这三个人我想好了就写，写了他们之后，跟他们情感上有联系了，就产生兴趣了。
杨：其实应该说，陈家洛的身上也反映了你当时年轻时代和书生时代很多的理想。你看他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又能文又能武，又很维护正统是吧？各个方面都那么完美，在这之后好像没有一个英雄是像陈家洛这样来写的。
金：也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陈家洛，现在我回想，也有很多缺点，很多想象不实际的地方。
（自从1955年《书剑恩仇录》石破天惊般地问世之后，金庸的武侠江湖从此风生水起、群侠并出。如果说最初的几部作品还是以浪漫成分居多，那么到了《笑傲江湖》，人们已经可以明显地体会到金庸对政治和现实的隐喻。其中的令狐冲也好，任我行也罢，还有被无数次演绎过的东方不败，他们或自由不羁或唯我独尊的鲜明性格和言行，无不透露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对社会变化和复杂人性的思考。）
金：其实《笑傲江湖》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在政治环境之下什么时代都有，所以《笑傲江湖》没有时代背景，清朝也可以，明朝、宋朝、唐朝每个时代都一样的，不论哥哥弟弟、父亲儿子碰到权力就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干了。
杨：在这部小说里出现的令狐冲跟你过去写的郭靖、杨过、张无忌这些都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很有自由思想的一个人？
金：我特别强调一下，个人如果没有权力的欲，没有名利的欲，我就自由自在，潇潇洒洒，但是如果大家权力斗争很厉害的时候，你想自由自在也不可能。
杨：所以其实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您对过去所谓英雄形象的反思在里面？
金：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隐士的欲望，希望不要做官，能够退隐，但是在当时要退隐不容易，所以一个人能够脱离名利牵绊，能够不受权力的控制是很难的事情。
杨：在你小说中出现的这些大侠，从陈家洛到郭靖、杨过、张无忌，然后乔峰，然后到了令狐冲再到韦小宝，似乎我们看到你笔下的英雄从原来正统越来越走向叛逆，当然韦小宝是一个可能更反英雄的角色，这是不是反映出你当时有一种悲观的情绪？
金：不是，我可能是越来越对人性了解多了，年纪大了对世界上的事情了解多了，年轻的时候崇拜英雄，好像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但年纪慢慢大了之后，知道这个大英雄后面其实有他自己卑鄙的一方面，有他见不得人的一方面。
杨：也有很矛盾的一方面，像乔峰最后只有自杀才能够了结自己的痛苦，是吗？
金：是，到后来这些人性的困难就慢慢了解了，起初写的英雄人物，写得黑白分明很简单，鲁迅也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小说以前都是“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人性没有这样简单。
他求学的命运 两次被勒令退学
杨：上中学的时候你曾经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取笑训导主任被勒令退学，那也算是你第一次对传统、对已有制度的一种叛逆？
金：对，有叛逆性，很自然的，我觉得训导主任对同学很不公平，我们下午有空就下棋，他来干预，说不准下棋。我觉得非常没有理由，当时觉得很气愤就写一篇文章讽刺他一下，后来这个训导主任坚持要把我开除，我当时在学校念书是免费，可以有饭吃，可以有地方住，后来开除了就很彷徨了。
杨：但是后来你考取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又被勒令退学，那又是为什么呢？
金：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的党校，这个学校比较难考，在这个学校里因为党校有一批职业性的学生，特别是国民党的或者青年团的这些人，他们就要求我们一听到蒋委员长这个名字马上要站起来，脚这样一靠，要立正。当时我们鞋也没有，袜子也没有，很穷，校长到学校来见学生，要发新的鞋，新的袜子，所以大家很欢迎他来，但是你这样一靠，好像很看不惯，好像有点无耻这样子。
杨：你怎么表达自己，这次又是写壁报吗？
金：不是，有的同学说我不赞成这样子，一听到他声音就要站起来，脚一靠，我们尊敬他心里尊敬就是了。反对派就说，你不这样你是异党分子，这些人就把学生拉到台上去打他，叫他们跪在地下忏悔，我跟训导主任去交涉，我说用武力暴力叫他跪在地下不应该。
杨：所以说你也被开除了。
金：到了学期终，也不是开除，他说你在我们学校思想不是完全党国化，所以应该退学。
他从政的命运 过去被左派批，现在被右派批
（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边深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不可自拔，一边又抑制不住地好奇这些沁人心俯的情节，金庸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对于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金庸从来不谦虚自己的天赋。而无论是写作还是经营报纸，他确实都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但是唯独涉足政治，恐怕旁观者会感叹他的“心有余而路不平”。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同左派激进分子的激烈碰撞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金庸提出的方案又遭到了民主派的猛烈抨击，从而令他经历了文革之后的又一场论战风波。）
杨：在这之后您担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的组长，也推出了所谓主流方案，曾经有一段时间民主派对您的攻击也很厉害，您也在《明报》上又跟他们开始了第二场大的笔战，这一次的感觉跟文革的时候那个感觉有什么不同？
金：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应该值得保护，中国文化不能够一笔抹杀。
杨：因为他们当时对你的批评就说你可能是两面倒，从过去被左派批评，现在是被右派批评，他们也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觉得是不是您已经堕落了等等，对您来说您的主张其实没有变？
金：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你是牺牲香港人七八百万人这个福利经济去胡搞，明明搞一件事搞不成，把香港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杨：是从香港的角度？
金：我是为了香港好，当时跟左派斗争也是为香港好，现在跟这些民主派斗争也是为香港好，你牺牲香港利益为你自私自利目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不能做。
武侠小说的命运 以后不写古代，可能写现代了
（虽然金庸常常为笔下的武侠人物选择“潇洒归隐”的结局，但是在现实的江湖中，也许谁也无法轻言退出吧。）
杨：您曾经说过一段话，说武侠小说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些古代的事情离现在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恰恰看到金庸的小说被无数次改编，然后可以成为电脑游戏，然后成为每一代年轻人的主流的通俗文化产品，这之间有矛盾吗？
金：我没有说武侠小说没有前途，我的意思是要发掘武侠小说越来越困难了。如果有聪明才智之人，那么这些资料也可以发展的，我想将来武侠小说的前途不是写古代了，可能写现代了。
杨：当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有他们的蝙蝠侠、蜘蛛侠还有超人，中国也有这些飞檐走壁的英雄，所以有一些学者一直说，其实武侠是中国人自我陶醉或者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法，因为根本没有那样出神入化的武功存在，是不是因为一些中国人一直很自卑，所以需要有这些超现实的英雄来拯救我们？
金：我想其实这些人对武侠小说不懂，武侠小说并不是表面上好像有武功，或者一些奇怪的技能，武侠小说精神在侠，这个侠字不是武字，侠就是为了牺牲自己利益去帮助人家主持正义，这种精神在社会上永远存在，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永远存在，因为武功只不过是武侠小说细节化、容易使人家了解的原因，容易表现的一种方式而已，太注重武功的话，这种人对武侠小说完全不了解。
（《杨澜访谈录》供稿，《东方卫视》10月1日、8日分两期播出）
（晓健／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