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方乙方:如何看待“窃听手段查大贪”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时间: 2009-11-25 15:24:40 

1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演讲时透露,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包括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都能得到明确规定,可以适用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11月24日《羊城晚报》)

监听窃听须先关好“笼子”

监听、窃听技术侦查

,在世界上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侦查手段,能准确而迅速地发现犯罪线索和打击犯罪。但问题是,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在人家那里有法律明文授权,而我们这里法律是一片空白。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搜 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等侦查措施,而监听、窃听这些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并不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之列。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都没有被赋予监听、窃听等权力,而且,检察机关往往也没有相应的监听设备和技术人员。这就引来一个问题,“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

此外,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在人家那里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规范,而我们的公权力机关似乎是在“偷偷”地行使这项权力,甚至是律师在案卷中都无从看到他们行使了这项权力,监督与制约公权力机关滥用监听、窃听根本就无从提起。

此次司法改革明确提出“包括监听、窃听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手段都能得到明确规定”,让这些技术侦查手段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是一种进步。首先,它让公安、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让公权力机关在侦查中如虎添翼,师出有名。其次,这项技术侦查措施得到法律的规定,浮出水面,至少能让民众提高警惕,防止和监督其滥用。

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法律对于监听、窃听作出明确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监听、窃听一旦滥用,对于公民的隐私权等权利会造成损害,国外对于监听、窃听的控制都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警察和检察官要使用这种技术侦查手段,往往必须向法官提出充足的理由,法官经过严格审查后才会予以批准,并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此,我们将监听、窃听纳入法定的侦查措施的现时,也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司法审查程序,规定可以进行监听、窃听的前提,监听、窃听的期限和有关的资料的保存与销毁,等等,只有将监听、窃听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杨涛)

与贪官“过招”就该拼“技术”

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曾经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的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侦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与狡猾的腐败分子交锋时,检察机关就该拼一拼“技术含量”。

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与普通犯罪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更大的难度和风险。检察机关只能使用有限的侦查措施或手段,无疑是自缚手脚,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

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也是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例如在美国,根据《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侦手段和措施。他们认为,贿赂等腐败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明确规定,侦查贪污贿赂等腐败罪行时,“应当允许”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因此,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和功效是不可替代的、不可缺少的。当然,技术侦查手段的秘密性和强制性也决定了其容易成为侵犯人权尤其是隐私权的工具,为了防止技术侦查权的滥用,必须设立科学严格的制度加以限制。(王威)

 (编辑: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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