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对于杨某而言，他仇恨的对象既具体又粗略。说具体，是他把目标对准了警察；说粗略，是他的行为并非针对某个明确的对象，而是警察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他的头脑里，具体的警察已被替换为警察这样一个执法者群体

7月1日，北京来沪人员杨某在上海持刀闯入闸

这不是一起“激情杀人”事件。杨某在杀人行凶前，点燃并抛掷自制的燃烧瓶，然后闯入办公楼，袭击正在办公的警察。从这些材料，可以推知杨某进行了一次有预谋的杀人活动。

杨某的行为又不同于一般的杀人。一般的杀人行为，指向明确的个人，而杨某的行为似无明确的个人指向，他指向的是警察机关和警察，也就是说，他指向的是一个国家机关以及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类人。那些被他杀死杀伤的人，与他应该没有过直接的交往。因此，可以说杨某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反政权性质。

对我这种见血心惊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猜测杨某的心理。一个人扭曲到何种程度，才可能做下如此残忍的事情？我无法推知杨某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特征，在杀人那一刻，他的头脑到底是一片空白，还是如宗教信徒所言已被魔鬼控制？报道说，他没有杀遇到的女性警察，可见不能说他大脑意识处在空白状态。因此，他预谋这一场凶杀并加以实施，可以显示他仇恨的深重。

对于杨某而言，他仇恨的对象既具体又粗略。说具体，是他把目标对准了警察；说粗略，是他的行为并非针对某个明确的对象，而是警察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他的头脑里，具体的警察已被替换为警察这样一个执法者群体。

杨某的杀人行为无法原谅。警察的生命如同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宝贵并具有无尚的价值。杨某的行为是一场小型的屠杀，这场杀戮是生命的悲剧。

就一个具体的案件而言，它的发生总是可以分析出种种特殊原因的。例如，杨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性格，有着怎样的个性，生活轨迹怎样与众不同，人生态度是怎样灰暗等等。我们也可以分析警察这个概念怎样变成杨某仇恨的对象，他是基于怎样的经验而建立自己的认识，是基于自己与警察的交往，还是基于对警察的一般性社会评价，哪些东西触发了他的失败感、绝望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杀人之心，哪些因素使他将杀戮指向警察这样一个执法群体等等。

但是，我们也未必只能作这种个别性的分析。这些年里，我们看到过不止一起针对某一地方、某一机关以及某一类人群的事件，既有个人行为，也有群体行为。这些事件往往因具体的事情而引发，有时是个人的鱼死网破，有时是“不明真相”者也在参与。总之，显示出个人或者人们与权力之间不算和谐的关系，这种不和谐甚至达到高度对立的状态。我想，哪怕是其中有谣言煽动，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怂恿，至少人们会因为煽动和怂恿而情绪不宁，也折射了一般状态下相应地方的政权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真实状态。不明真相的人为何不是倾向于信任真相可得，而是倾向于真相被掩盖乃至被歪曲，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问题。这无疑是谣言煽动的缝隙，但这个缝隙之所以存在，难道不值得追问吗？我想,这大概就是“深层次的因素”吧。

我正在看的一些纪录片，反复引用了这样的历史镜头，那镜头告诉我，1949年一个新的政权诞生时，人们有着多么单纯而光明的笑脸。不管现在人们对历史的猜想是如何改变，我想到的都是人们如此单纯而光明的笑脸，足够说明那场政权的兴革是多么合乎当时普通人心里的期待。他们到底在期待着什么，他们得到了怎样的许诺，那些单纯而光明的笑脸是否一直持续，而今天的一切是否在那些笑脸所蕴含的期待之中呢？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