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市民状告县政府的案件，因被称为“政府信息不公开第一案”而受到舆论关注。5月4日，黄由俭等向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政府部门调查材料的要求遭到拒绝；5日，他们把县政府告上法庭。（5月7日《信息时报》）

从5月1日开始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誉为打造一个透明

目前，社会上90%以上的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以及缺乏法律制约，许多地方的信息公开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承诺阶段，甚至被当作政府对民众的某种恩赐。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多少、怎么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均由掌握信息的部门自己决定。这在一些重大事故中表露无遗。

从理论上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将使信息公开由过去单方面的恩赐变成申请人的权利，从而对政府信息的封闭状况有很大改观；另一方面，公众也得以通过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对行政权力运作进行全过程监督和制约。但是，要把这种理论上的图景变成现实，真正使公民行使知情权，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恐怕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面除了牵涉到目前我国非常粗放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方式，以及需要完善、修改《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最重要的就是《条例》本身不可能穷尽现实中“不公开为例外”的情况，从而使得一些人有空子可钻。

教育部5月4日公布的《教育部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就是一个例子，该办法明确四类信息不予公开，其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其他信息”三类，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但还有一类纳入不公开范围的信息是“正在调查、讨论、审议、处理过程中的信息”，则纯粹是被塞进的私货。

在现实中，对政府信息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一直是个难以“界定”的问题。掌握信息的部门和单位对那些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信息，完全可以借口“保密”和“安全”需要，不公开或者缩小公开的范围。因为这种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对此，公众虽然可以通过《条例》规定的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渠道寻求救济，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也会督查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但是，鉴于事实上的甄别“保密”托词之难和公民寻求救济的成本之高，叫人很难乐观。

因此，要使地方和部门不打折扣地贯彻和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赖于对信息公开是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并在公民寻求司法救济时降低其救济成本。就此而言，黄由俭、邓柏松等5市民状告县政府的上述案件意义重大。不论判决结果如何，它都或多或少会使政府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外在的压力。当然，作为“信息不公开第一案”，笔者更希望司法在公民信息权力的救济中，能够扮演公正的力量。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