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未熟

重庆市检察院近日发布报告说，近年来职务犯罪中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吴盟初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认为这种统计没有意义，反腐的关键是对权利进行约束与监督。我赞成这种观点，但觉得他的分析还嫌琐碎，没抓住要害。

在我们国家，有些人喜欢把官员腐败跟年龄联系起来，跟什么“59岁”、“35岁”联系起来。这种反腐套路，喜欢从个人身上找腐败的根子，也总是后悔自己“选人”不准。按照这种逻辑，关键是选出一批好人，而且要发明一种制度，保证每次都选出一些好人。如此，反腐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但是我们回避了一个主要的漏洞，即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与监督的问题。这种回避的态度，使我们很少研究堵塞这个漏洞的方法，却避重就轻，整天在那里琢磨如何“选准”人，事实上，即使选准了人，缺少监督和约束，也难保好人会变坏人。康德说过，人格是“验知”的，是在人的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通过一种所谓“组织考察”，选出好人，以为这个人会一直好下去，未免太不符合实际了。

我们必须回到以下常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那个最大的漏洞，即使不受约束的权力受到制约，把不受监督的权力置于人民群众、反腐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让他们不再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

反腐人士喜欢说，“要完善制度”，这永远都不会有错。但是所谓的“完善”，不应该只是“完善”一套事前“选人制度”，而是完善一个基本上有效的制约制度。所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框架，使权力受到约束与监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着手一些研究与分析，拿出更周详的反腐措施。

来源：长江日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