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车展上有“概念车”，法律法规的“集中营”里可没有“概念法律”，已颁布的法律法规都是要实施、要尽快派上用场的。可如今我多少有些担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抽象成“概念法律”或“法律概念”。

今年5月1日施行的这个条例，在“阜阳EV71病毒”的衬托下，多少显得有些孤独孤单——是否属于“

我国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当然是好事情，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例，那么“屏蔽信息”必然会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首要“选项”。信息公开条例，先要有，再求好。但这毕竟是“有限进步”，因为这个条例在落实中会遇到太多的窘境。但条例并无罚则，只有“监督和保障”条款，其中提到“责任追究制度”，但具体如何追究，则没有清晰的规定。为了防止条例被“概念化”“虚拟化”，已有学者建议：迅速成立主要由学者组成的信息公开条例落实监督巡视团，进行督察。

在此之前，我国其实有大量有关信息公开的条例、办法，比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电力监管信息公开办法等等。事实上，没有公众太关心这些条例办法，也没有部门张罗着自己部门的信息公开。通常来说，日常信息公开易，重大信息公开难。一旦遇到与公共危机扯上关系的信息，“能瞒则瞒”就成了政府部门“身不由己”的必然选择。

哲学家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以及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信息公开条例的作用很清楚，就是希望导致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行动，不作对公众隐瞒信息的行动。但是，“病毒”来时，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病毒”一边，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地为“病毒”说话了。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要么“病毒”战胜“条例”，要么“条例”战胜“病毒”。

公开透明，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凡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和工作都要公开。本来，法律是一种可预见的秩序，但现实将其变成了一种不可预见的秩序。所以，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很可能会成为“概念法律”，成为“自律宣言”，变成“观赏性”很好的东西，看起来好看，听起来好听，施行起来却没人搭理它。

如果要想真能让“条例”战胜“病毒”，那么它需要走过许多的“后续路径”。我以为，第一重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要将该条例升级为《政府信息公开法》，由此来改变《条例》位阶太低的问题，美国、英国、瑞典等法治社会，对于信息公开，大都制定有《信息自由法》，要求所有公共部门公开相应的信息。第二是，关乎政府形象、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危机性信息，须重点予以公开，如果这些重大信息难以公开、无法公开，那么，这个条例就是失败的。第三是强化问责的落实，我觉得“监督巡视团进行督察”依然是表面的，最要紧的是要有“硬杠杠”，能够让失职官员“下去”甚至“进去”，否则，任何“督察”也是“虚拟”的。

法律不能成为“概念法律”，不能成为“奢侈品”，所以不能给法律制度留下那么多的灰度空间。宪政学者德沃金说：“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如何才能不会变成“荒唐的玩笑”，确有太多的事情将来要好好去做。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