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又到五四，我们真诚地纪念这个属于青年的日子。一个健康宽容的社会，总是有很多的通道，供青年一代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这是时代的理性。

科举时代情形如何，学者余秋雨先生在大文《十万进士》里边有很中肯的评价。学者张鸣先生对此也有积极评价，认为其可以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吸纳上来

当然，也有论者指责科举如何戕害青少年灵性，如何使社会风气虚浮不实，云云，这些也都是事实，一部《儒林外史》能够流传数百年，不是虚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举制度毕竟为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心灵提供了起点较为公平的上升路径。只不过，制度流变，闪展腾挪间，这路径竟变得日见狭窄局促了。

通道收紧，想来无非是政治控制的考虑多于政治激励，对于一个超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老大帝国来说，尚可勉力维持基本的运作效率。尽管如此，那些下层的社会民众，仍不断尝试着科举以外的其他上升通道。有钱“捐官”，是为一途；无钱造反，是为另一途，所谓“杀人放火受招安”；此外，清流也有“终南捷径”一途。

审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世相，我们会发现，青年们依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登龙术”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形形色色的表现出现。但青年们面临的世界已经不再一个相对停滞的世界了，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者在四书里边寻章摘句代为立言进而事功，不仅行不通，大家也不愿再作此春秋大梦。

论者往往更愿意发掘五四运动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方面的勋绩，习惯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宏大叙事。我认为，国难当头的思想文化讨论乃至现实行动，不仅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民主科学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也使得那个时代的民众可以选择的上升之路多元化了。这也是那个时代之所以让人着迷的缘由之一。

五四运动让一大批爱国青年觉醒和团结起来，自我意识的苏醒在成就个人的同时，也让那个时代变得丰富起来。学者谢泳说：“喜欢民国史的人，都感觉那个时代不管如何，还有趣，而现在是多么无趣的时代。”谢泳所谓的“有趣”，大概应该包括那个时代居然能够涌现出那么多精气神贯注的人物，这些人物并无门第出身的一定考量。

今天纪念五四，同样应该认真思考，90年过去了，青年人经由正常的公平的宽阔的通道上升的状况，是更多样了，还是更狭窄了？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成才”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提高国家竞争力、提高政治参与质量以及社会各阶层平衡稳定发展的大问题。最终，将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和平崛起。当然，也关系到“有趣”与否的问题。

我注意到近来两则关于青年人“上升”的新闻，这样的新闻让人亦喜亦忧。山东一名新上任团省委副书记张辉，因为只有28岁年龄，招致很多质疑，人们问：一个刚刚参加工作5年的青年，何以暴得副厅高位？另外一则是辽宁本溪推选团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结果四名上任者有三名的父母是该市在任市领导，人们又问：这样选官是不是世袭的翻版？

青年人政治参与的热情是一个国家政治效率的最大推动力，这样就可以如张鸣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通过选官制度吸纳到统治层来”，继往开来，个人成才，国家得才。但透过争议的表层，更有一层忧虑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干部纷纷把上升的希望盯在了一条途路上？

这个忧虑不仅仅针对那些年青的“团干”，也包括对此发出质疑声音的青年人：实际上，不论承认与否，大家都是在一种臆想的美好前景中，发出现实的质疑。说到底，这些青年人话语聚焦的潜台词不言自明：时下语境中，是不是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上升得比较快？在此潜台词的刺激下，种种意见明显情绪化了。

在没有量化数据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这个潜台词的真实性。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能够确认，随着我们生活的社会日益多元化，青年上升的可选择通道应该是越来越多了。从每年选出来的全国或各省“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可清楚的看出这一点。业绩卓著的团干是精英，其他行业的英雄一样是精英，差别只在于路径不同。

青年人还是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温家宝总理日前给浙江大学几名大学生写信，肯定了大学生们到基层实践的努力，指出“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浙江日报》2008年5月2日）唯愿今日之青年，能够从总理的勉励中寻出真义，以设计自己的成长路径。

同时，也希望那些制度设计者、执行者不要把天下人都看低了，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大行其夹袋之私货。须知，起点公平实在是为官为宦的底线，底线既破，即便侥幸登龙，也是长久不得的。更何况，值此伟大的网络时代，兼以信息公开的政府承诺，权力运行越来越难以黑箱操作了，你既能做、敢做、竟做了，我如何说不得？

来源：红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