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书议

日前，茅于轼先生在由中国房地产协会、广东利海集团、2008中国泛北部湾房地产博览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上指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住房需求，而仅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房地产的占有欲望。

有人这样认为：经适房与限价房可以起到替代商品房并抑制商品房房价的作用。这观点并站不住脚。如果把投入到经适房与限价房的土地资源、资本资源用在多开发廉租房上不一样吗？难道说，没有了经适房与限价房，廉租房就不能与商品房价抗衡吗？没有这样的逻辑的，经济学中也没有这种解释。

事实中，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在一定程度上被既得利益者内部消化了。能够凑合着流入到真正需求住房者手里的可谓少之又少，比如经济适用房在各地也曾一度被开发商糊弄，摇奖抽号倒像购买彩票一样凭借的是运气，而非什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阳光进行，至于限价房这个比经济适用房晚出台的产物，比经济适用房好不到哪里去，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广州限价房面积“缩水”近两成。其中市场反应其三大疑点，“限价房里配建高价房”、“限价房类似单位自建房”以及“限价房制度不完善”。类似之后郑州市出台的《郑州市限价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完善限价商品房政策，解决好首次置业者和公务员的住房困难问题”这样的文字游戏在现实中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从中国现实看，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住不起房的人，应该是一个绝大多数群体，甚至那些低收入阶层面对经适房或限价房也只能“望房兴叹”束手无策罢了。敢问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到目前为止解决了中国需要住房群体中的比例占到了多少？有市场反应的那样既平抑了房价又解决了大部分人的住房问题了吗？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说经适房与限价房存在合理与否也不迟。

以新加坡为例，在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都极小的国家，也一直把廉租房当为主要解决住房民生问题的政策，在新加坡廉租房的遍及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这个现象值得深思，为什么？按照中国的庞大人口数量，如果依靠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解决住房问题，肯定不适合。换言之，一个廉洁公正、效率很高、财富充裕的新加坡政府解决那么一个小国家少人口的住房问题，还没有敢于保证经适房或限价房能够起到公平分配的原则，或者说即使使用这种方式，可能对于某一些居众群体来说，也未必买得起。中国现行的环境可以做到这些吗？中国有这样的前提制度保障吗？

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言：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因为这类房子主要是通过计划分配，即通过申请批准，并非通过房子的自由买卖，只要有权批房，自然就有腐败发财的机会，因此经济适用房只能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房产的占有欲，并非低收入人群真正的住房需求，而政府没有责任和义务满足一部分人占有房，而是要保障每个人都有房住，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财富分配合理化。

这个论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且为经适房与限价房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在中低收入阶层之内画了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又搞起两极严重对立分化的——可能具有同等购置能力、并符合经适房与限价房购买条件的人群，一部分人因为有点背景，或者与开发商沾亲带故，或者与权力体系有干戈，借用《武林外传》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我上面有人”，轻松拿到经适房或限价房名额；而另一部分人因为没有这种背景，结果不说，也就可想而知了吧？

搞廉租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有房住，而且谁也别想指望着从中攫取利益，而经适房与限价房就不一样了，有正规产权手续可以自由交易、买卖，容易造成新的不公平。

如果说，借助商品房房价居高不下之说辞进行立论，推翻取消经适房与限价房，问题倒也简单了，那么你不妨先把商品房因政府垄断土地以及权力寻租的腐败成本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连商品房就没有彻底的市场化，凭什么相信政府可以把经适房与限价房搞得好啊？如此说来，取消经适房与限价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并非有人士危言耸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当今特定的环境下，如果脱离现实，去讨论问题，很难说得出的结论就是正确的。

的确，经适房与限价房这个产物的存在很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