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今年３月１３日凌晨，曾多次到北京举报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违法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等问题的举报人李国福，在上午即将会见代理律师前，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死亡。（４月２２日《中国青年报》）

当地检方结论是自缢身亡，但其家属并不认可，疑问很多：上吊

不管李国福死因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前我们的举报人大多被过早暴露在被举报人的“天罗地网”下，被举报人还高高地坐在台上，位高权重，一夫当关指挥着旗下公、检、法等“天罗地网”，举报人则只能成为一个个孤胆英雄，甚至是壮士烈士。当“退居”二线的李开始准备材料上访的同时，张也开始部署检察院和纪委收集李的材料。

早在１９９１年，最高检就发布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举报人遭报复的事件却一再上演。吕净一，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曾遭拘留，后被刺成重伤，吕妻被刺身亡。周伟、郭光允、顾汝汉等等，都几乎都要以身家性命作为举报的沉重成本。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举报英雄，前仆后继地倒在举报路上。

有人寄望于早在１９９８年开始酝酿、１９９９年初步在学界达成共识的《证人保护法》，我更寄望于我们能够从制度上借鉴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现有的举报办法，没有一个统一归口管理的部门，举报人被迫四处出击，无形中加大了自我暴露的几率。而在现有的干部任命体制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比比皆是。比如鼎盛时期，张治安家有１０人在颍上县要害部门担任干部。可以说遍地都是其亲信与罗网。报道中说，被举报的区委书记张治安曾行贿１０万元的事实早就被法院认定，但其乌纱帽却照戴不误。

香港一度被国际透明组织评定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其成功秘诀，就在于廉政公署及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３０多年来，香港廉署平均每年有近３０００宗贪污举报，没有一名举报者因资料外泄遭骚扰或报复。按照法律规定，泄露举报人身份者，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处理举报时，只有在工作上必须知道内情的调查员，才会获知调查内容和进展。１９９８年４月成立证人保护及枪械组，负责处理和执行廉署的证人保护计划。目前，凡是被列入证人保护计划的对象，廉署将派出武装人员，对证人进行全天候的保护。立法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对证人的身份进行更改，让每一个受保护的证人万无一失。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其实名举报贪污的比例不断上升：廉署成立初期仅为３５％，１９９７年为６８％，２００７年则高达７３％。

我们不妨将所有的举报事项归入国家新成立的预防腐败局，并摆脱现有的属地管理模式，独立运行。其他机构不接受举报。这样的“单线联系”，既有利于最大限度实行保密和保护措施，保护举报人，也有利于最大限度摆脱地方权力的干扰，最大限度地打击腐败。哪怕一开始由于人力等所限，不能对所有的举报事项都进行及时查处，但比起被举报的腐败分子倒打一靶，竭力扼杀和消灭我民间的反腐败正义力量，还是要好得多。

来源：珠江晚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