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昆

2008年春天，“大部制”成为“高频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其实，高校同样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压缩管理部门数量，减少管理成本，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日前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4月16日

有人形容如今的大学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中国的大学目前到底有多少管理部门、多少行政人员，从其网站上可以很容易得到结果，然而，“原来只在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公文旅行’、‘踢皮球’等现象在高校也时有发生”——管理部门繁多、工作人员日趋膨胀并没有带来行政的高效、只带来了高校办学成本的日益高企。对高校进行“大部制”、压缩管理部门数量和减少管理成本已势在必行。

高校的管理部门过多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高校的懒政，各种检查过滥、承担的职能过多有关也同样会导致高校管理部门日趋膨胀。不久前人大校长纪宝成就猛烈抨击教育评估太多太滥。其实，高校要面对本科教学评估、211工程检查这样的工作，也要承担诸如学科点申报、科研设备申请甚至后备军官选拔培训等职能。出于这些工作的难度以及对这些工作的重视，高校往往会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来开展工作。日积月累，高校的管理部门积重难返。

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一样，高校的“大部制”改革同样也可能面临改革之后人员难以安置的困境，这与高校乃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官场传统”有关。在这种“官场传统”下，在评估检查、社会职能仍然繁重的情况下，意图精兵减政的高校 “大部制”改革很容易陷入“帕金森定律”：部门是减少了，但部门副手却增多了，负责具体工作的工作人员反而更少了，高校的行政效率反而更低了。

因此，大学不仅需要“大部制”改革，也需要从繁重的检查、过多的职能当中解放出来。这一方面要求管理部门的检查评估不能过多过滥，少让高校承担其他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也应逐步将权力真正下放到高校手中，让高校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否则，高校的“大部制”改革难免走上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

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过大，导致了高校行政人员的权力膨胀。以致于一些大学教师本来不太乐意当官，现在却挖空心思地去争当处长、院长。因为掌握了行政权力，就能获得更多的科研项目，更多的社会资源。最后也就出现了一些专职的院长副院长从来不给学生上课评上了教授博导的职称、从来不搞科研却手握多个项目的怪现象。要抑制高校行政人员的膨胀，也必须消减其手中分配资源的权力，将资源配置重心转移到大学教师授课和科研上来。

相比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大学的“大部制”改革并不来得更容易。事实上，作为管理者，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只需各部门厘清自身权力和职能，而高校同时还要面对在上的行政压力。要改变高校管理行政化、在高校实现学术权力核心化，显然任重道远。